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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公能”育人

本刊专访南开大学校长

中华英才 作者:邓鋆 赵雯 2015-06-09 18:20

核心提示: “人的本性是建立在人的社会性上,人要在社会责任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所以只有建立‘公’的概念,其‘私’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是我们育人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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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性是建立在人的社会性上,人要在社会责任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所以只有建立‘公’的概念,其‘私’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是我们育人的导向。”

龚克是一个将自己放得很低的人,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有记者问:“听说您从来不坐专车?”他纠正道:“不是从来不坐专车,我还是经常坐专车的,只是比如像天津北京的往返,我有时坐高铁、地铁。”

又有记者问:“您是学而优则仕,当好一名校长,如何平衡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的关系?”他回答:“如果有可能,我还是希望教课。我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说法有疑虑,担心把大学校长看成了纯粹行政管理,甚至导致官僚化。学校主要的活动是教学科研,如果没有教学科研的经历,很难深刻理解大学的功能。我认为,应该从优秀学者中遴选有管理能力的人担任校长,同时一定要明确校长的第一责任是依法办学、民主治理、服务师生。所以,能从院士里遴选校长是非常好的事情,毕竟‘院士’代表了他在教学科研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对‘大学’会有足够的理解,具备协调、合作能力。当然,如果像我这样不是院士的当了校长,就不要再处心积虑去争当院士了,而是应该让学校出更多的院士,同时要管理服务好学生。一个校长的关注点不应是自身的学术影响,而应是学生成长和教师发展。”

严谨、公允、谦逊,如果您足够了解龚克的教育思想和行事风格,便能更好地理解他讲出的那句话——“大学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件丢人的事儿”,这与他说的另一句话都在传达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学生,所有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拿到文凭的目的是想混口饭吃。那有什么用?”

“唯实”、“求真”乃治学之基础亦根本,所以一向说真话的龚克并非犀利之人,他只是保持着本分与本色。去年南开大学新一届研究生入校伊始,龚克作为校长为他们讲授了一堂《真实与责任——学术道德与规范的真谛》的课。“能否塌下心来,沉潜学习?能否管好时间,张弛有度?能否选好方向,创造价值?能否坚韧克难,上下求索?能否守真呈现,实事求是?”这一系列发问不仅是龚克个人的经验之思,也是做学术研究确实面临的挑战。“要将‘求真守真’的学术公德化为自觉的行事风格和人生态度,不断超越自我、持续创新,不浅尝辄止,一得自矜。”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句话龚克不仅在南开大学讲,在天津大学讲,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也讲,这是他的人生警言,更是他的人生实践。

“责任”是龚克强调的另一关键词。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动物不同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人要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所以只有在为‘公’的过程中,才能让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是我们育人的根本导向。”

家庭对我最大的影响,那便是“关心国家和博览群书”。大学梦不是文凭梦,而是知识梦、学习梦

网上常有关于龚克出身什么“世家”的说法,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家庭、靠关系。龚克说,每当别人介绍他是什么人的后代时,很不舒服,甚至觉得有些受侮。“当然,家庭环境不可能对自己的成长没有影响,但不是家庭背景和关系在决定自己的发展。”

龚克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我才11岁,到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初入大学我已经23岁了。小的时候只记得父母忙,对我不大管,学校的家长会都是阿姨去开。‘文革’一开始父亲被批判,后来去了宁夏干校。母亲后来也带着妹妹去了江西鲤鱼洲农场。祖父也被‘安置’到江西抚州。那时我一人留在北京,1970年初中毕业后当了工人”。可以说在龚克重要的成长时期,他的家庭 “很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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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上世纪80年代末在清华上课

相对于家庭来说,可能景山学校、七九八厂、北京理工大学、国外留学以及在清华、天大、南开的经历对龚克影响更大。“文革动乱和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但家庭对我还是有影响”。龚克说,家庭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关心国家大事。因为家庭的命运、亲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形势联系在一起。所以那时对于整顿秩序、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等等会特别关心。‘文革’中,周总理身系国家安危,大家特别担心总理的健康,特别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对于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特别不理解。再一个影响就是爱读书,而且是博览群书。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就是书多,哪方面的书都有。有时候大家坐下来一人抱一本书在看。”龚克记得,父母很鼓励他看课外书,看各种小说、报纸。“大约二年级父亲就给我看林汉达编的《东周列国故事》,后来就看《水浒传》,古代现代,中国外国,什么都看,但没有给我买过教学辅导书。再就是我们家里比较平等,讲道理,是一种非常友善、平等的家庭氛围。”

龚克15岁初中毕业后便进入国营798厂当工人。在工厂工作期间,他切切实实地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所以他积极参加工人的文化补习班,学习数学、物理等相关知识,后来还跟着广播学习英语。他说:“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帮助自己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帮助自己理解这个世界,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那感觉就是莫大的享受。”

1977年10月,龚克从广播里得知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此时,他已由工人成为干部,而且那时的国营工厂是很吃香的单位。“可还是想上学,家人也非常支持。”“大学梦是一个什么梦?是求知梦,是通过求知丰富人生的梦。现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学梦变成了文凭梦,好像生活就是由分数和文凭构成的,这只能使生活贬值。”龚克认为,一个有意义的大学梦,应该是和个人的人生价值实现相关的。“而人生的价值,一定要跟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在一起。”

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电子革命浪潮,加之过去自己在微波车间从事的工作,龚克将高考的专业锁定为无线电专业,后来他被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录取。“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幸运地迈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和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人生只有一次,不同的选择都有各自的精彩。我鼓励干一行爱一行

龚克说,选择考大学,特别是大学毕业后选择继续读研究生,实际上是认定了做科研这条路。考研后,对于自己被选派到奥地利攻读博士学位,龚克是有些意外的,他说:“德语我一点不会,在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里,要在规定时间完成博士学业,可没有在国内读研那么有把握。但是机会实在难得,我决定迎接这个挑战。出国前在广外突击学德语,是自己经历的最紧张的学习。”

这段留学经历,深刻地影响着龚克后来的治学、办学思想。例如教与学的关系,龚克说:“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大学要帮助学生们完成从‘被教’到‘求学’的转变,要更加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龚克当年取得格拉茨技术大学研究生资格后,跑去问导师,论文的题目该选择什么。导师充满疑惑地看着他:“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要做什么吗?”“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切都应该由老师来安排,是Riedler教授使我体验到,做研究生不是帮导师完成任务,而是要争取导师帮助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鼓励学生独立选题、独立工作。”在国外,不仅论文研究工作要独立完成,就是课堂学习也突出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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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院士在天津大学

龚克告诉记者:“当时我选了一门《并矢格林函数》课程,是个讨论班,老师引导性地介绍一下,列出一大堆文献,学生们自己讨论,老师做评论,上这种课,不是要记住老师教给的东西,而是请老师同学帮助自己去学好我要学的东西”。又比如,广博与精专的关系,龚克说,“到格拉茨技术大学注册后,拿到一本100多页的该学期课程手册,里面所有的课程都可以选,没有任何专业限制,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更使他不理解的是,自己竟然被要求补修《电力》和《电机》的课程,“这对于电子专业来说似乎是没用的东西,与我的研究工作更没有直接关系,但现在回头看,这些拓宽基础的工作,对于我后来突破专业界限、提高跨学科发展能力,极为有益”。

龚克注意到欧美一些名校,在本科阶段不分专业,他们更注重广博的学术基础,这与国内当时注重专业化的教育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龚克说,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大学开始重视拓宽专业和发展综合性学科结构,这是符合人才培养要求和教育发展规律的。

在龚克的治校理念中“国际化”占有重要位置。“我们培养的这一代青年必然生活工作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环境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向。”龚克认为,邓小平30多年前就洞察到这个趋势。“他(邓小平)在为我的母校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当年的国家文件主要是讲面向现代化即一个面向,邓小平为什么要讲三个面向呢?因为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向世界开放的现代化。所以,我们要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引入国际的视野,引入全球坐标系。这不是简单地出一趟国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衡量和考量所有问题的时候,要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感染学生,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师生跨文化交流能力。”龚克介绍,南开这些年非常注重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海外高水平人才和学术团队,同时大力推进学生交换、联合培养、海外实习等项目,增加师生海外研究和学习的机会。“我认为我们要处理好‘国家需求和世界前沿’的关系,引导学生站在世界学术前沿,努力通过前沿的创新和应用来解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这是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为。”

龚克的身影时常活跃在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全球大学校长论坛等重要国际交流场合,他的英语地道而漂亮,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敏锐开放的思想以及幽默儒雅的姿态。

龚克的确拥有外交官的气质,他也差点儿成为外交官。1987年,龚克博士学成归来,他前往国家科技干部局报到,当时可供选择的工作很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龚克:“你去国家科委人事司国外干部处报到吧,派你去欧共体信息总局做科技外交官,夫人可以一起随同。”可是做着“科学梦”的龚克没有选择这份工作,而是进入了清华大学“电子学与通信”博士后流动站。

当时龚克所在的实验室只有他一个人是洋博士,他形容那两年半是“扎扎实实从头做起”。博士后研究结束,龚克留在了清华大学,一干就是20个年头。在清华,他先后参加了毫米波信号源与测试技术、数字无绳通信系统,无线接入设备与技术,微波点对多点农村通讯系统,电波传播与无线信道特性,小型多天线技术,微纳星技术试验卫星和中国数字电视无线传输标准等项目的研发,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等。龚克称,令他最难忘、最激动的是“清华一号”小卫星的研制。

1998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宇航技术研究中心,龚克出任该中心首任主任。2000年5月,“清华一号”地面站在清华安装落成;6月,卫星运抵发射场……“清华一号”成为中国大学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卫星。“坦率地说,随后几年里我都一直在介入航天科技的研发,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研究方向的回归,因为我的博士学习是以卫星通信技术为研究方向。”

后来,龚克先后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有人问他,离开心爱的科研岗位,最初的“科学梦”是否存有遗憾,龚克回答:“有时候,由不得自己。人生只有一次,不同的选择都有各自的精彩,没什么可后悔的。既已身为校长,就应充分发挥管理才能,履行校长职责,让更多的科学家更好地发挥作用。”

常常有学生以“不感兴趣”为由提出“转专业”,龚克会分享这样的体悟:“真正成功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做了自己本来就特别喜欢的事。大多数成功者是能够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我鼓励干一行爱一行,爱好和兴趣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常跟学生讲,很多专业并不是因为你喜欢才学会的,而是在学会的过程中才喜欢上的。真正的兴趣往往是学习的结果,又转而成为继续学习的动力。”

办学远不止于“授课”,更要培育文化。以文“化”人,育人兴“文”——这是大学应有的文化自觉

“一个学校有百年发展的历史,就一定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要抓住自己的文化特色,我们不会拼命做哈佛,而是要把根扎在南开的文化里。”

2011年,龚克出任南开大学校长,他在那一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讲话广为传播,还获得了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光明日报、腾讯网等媒体主办的“开学第一讲”大型主题活动评出的“最具特色校长奖之最佳风度奖”。“不是我讲的最有特色,是南开的文化太有特色。这‘最佳风度’,是对南开风度的肯定。”

龚克非常强调,南开大学历经百年风雨包括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天灾和日寇轰炸与“文革”摧残这样的人祸,然而这所学校愈挫愈励,是一所很成功的教育机构。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再接再厉,让南开“公能”教育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伯苓校长30年办学经验的总结,它超越了古代教育思想,超越了‘德才兼备’。”龚克说:“‘公’是‘德’里面最重要的导向,‘允公’是大公,是社稷,是天下。‘公’字的涵义很丰富,当年张伯苓讲的‘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公’之志向在今日之世界,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持续发展之志向;在今日之中国,就是振兴中华,寻求个人价值与人民利益的统一。要有‘公’之操守,讲公德心、公益心、正义感,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维护大局、维护集体、服从公意、维护正义、做事公道、坚守原则、诚实守信。要有‘公’之胸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勇于担当,像张伯苓校长说的,‘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作意气之争,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龚克又进一步讲道:“为公之志一定要辅以为公之能,‘能’高过‘才’,‘才’可以怀才不遇,什么都不做,而‘能’有主动性,做出来才是‘能’,它是很深刻的教育思想。‘能’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能力、吃苦能力和与人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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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出席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龚克介绍,南开教育始于1904年,南开大学于1919年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其‘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充分体现了张伯苓等南开先贤一切为国的教育宗旨。”“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时代,爱国主义有新的时代内涵,即科学理性的内涵,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以及在世界上履行大国责任的内涵。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因此,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必须与开放创新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今日应有的文化自觉。”

龚克曾在《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发文《以文“化”人,育人兴“文”——兼谈大学文化自觉与自信》。他提出,文化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教育就是文化,办学远不止于“授课”,更要培育文化。龚克说,文化并不简单地等于知识,但也不能将知识与文化割裂开来。“知识是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载体,文化‘内含’于知识之中。不仅文学、历史等知识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知识中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德智体美,无论哪个方面,无论哪个环节,都应承担以文‘化’人之使命。在大学里发展学科乃是为了育人。整个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人。”

龚克指出:“育人兴‘文’是大学应尽之责。没有一代又一代有文化高素质的新人,何谈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学有责任让学生了解、欣赏和喜爱传统文化,更有责任让青年学生‘温故而知新’,有文化反思能力,有文化接纳能力,有文化自觉和自信,成为新文化的创造者。”

自2008年起,龚克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期间,他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因为中央财政和科技财政只占到8.8%,太低了。”龚克注意到,如今政府强调教育的优先发展与公平发展两个命题,“由于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所以它必然要求公平。”

平等、多样化,这类字眼经常出现在龚克的讲话当中。他还引用过李开复的一本书——《做最好的自己》鼓励学生们,赞赏道:“这样的生活态度就特别好。”龚克不仅是一位民主的校长,也是一位开明的父亲,他完全尊重孩子的兴趣与人生选择,只是更注意引导孩子的品性——做一个正派、独立思考、有良知的人。

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越一流的大学,学生作用越大

龚克特别赞赏一句话——“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多年来,南开强调“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培养人才。龚克引用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话说:教育更像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如果说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可以训练,那么素质则必须靠自主发展。“教育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加工’学生,培养是创造条件使之更好地自主生长,而加工则是靠外力使之变形。”龚克总是说,大学要以“学生为本”,要把学生当做发展的主体,学校的工作要为学生发展服务。

熟悉龚克的人都评价他没有官僚作风,他笑答:“我本来也不是官。大学的根本任务不是完成行政职能,而是培养优秀人才,所以大学最重要的是教员和学生。”龚克一直主张教育去行政化,“并不是说大学不要有科室,大学不要有管理,而是在大学的制度设计里,要把教员和学生摆到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去。一般来说,越一流的大学,师生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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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和时任Leee主席Peter Staecker博士在南开大学

南开开设了校长信箱,师生们可以直接给龚克发邮件,而多数邮件龚克也都亲自回复。南开的重大信息均公布在官网上,龚克坦言,这些年南开一直在抓校务公开。龚克的讲话稿、文章多由自己构思、执笔,秘书会帮忙准备一些资料,虽然正式的报告往往由相关部门代拟初稿,但他都要认真思考修改,决不照念。他特别讨厌说套话、应承话、奉承话,他曾说:“大学文化必是尚诚的文化,诚实地学习,诚实地研究,诚实地交流,诚实地为人,一切都要以‘诚’为基本。” 其实他的言行就是对“诚”的最好履行。

说到学校内部体制的改革,龚克认为有横纵两个方面的改革。“从横的方面说,大学要形成党委、行政、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和学代会五个主体共同治理的结构,当前特别重要的是要强化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治理上的作用,改变党政包揽一切”;“从纵的方面说,我认为要将学校的各方面资金资源调配重点放在学院一级,由这一级更多地调配资源可以适应不同学科的特点以避免‘一刀切’的弊病,而且可以贴近教学科研第一线将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分头用钱的碎片化和重复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龚克指出,人事制度改革是牵动全局的,因为所有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他呼吁社会应该支持更加灵活的高校人事制度。“不能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前期就过分强调保护,这样会让学术活力窒息。高校应当有竞争、有流动的人事制度和不拘一格人才的灵活机制。”龚克介绍,“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有两个特点:一是平等对待校内外的竞争者,二是给入选者“破格”待遇。例如有多位入选者刚刚30来岁,但南开打破“论资排辈”,允许他们招收博士研究生。

针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备受诟病的问题,龚克认为,“现在问题的原因恐怕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做得太少,而是做得太多。高校内部也有类似问题”。他非常赞成简政放权,这样就可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给予学院更多自主权,让广大师生真正成为大学的主体。龚克说,教育改革从政府角度要去掉将学校作为政府机关“直属”单位的思维习惯,从高校角度也要改变将院系和教师作为职能机关“下属”的观念,树立起“为师生”、“靠师生”办学的理念。“还要注意的是,教育改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关事业单位改革,更不同于企业改革,必须紧扣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这两年南开积极探索南开特色的素质教育,通过调整学制设立探索探究型、实践性、开放式、国际化学习的小学期,推动“讲一练二考三”,评选魅力课堂,强化学生科研创新活动、开展创业教育、加强教师培训。学校先后召开体育和德育会议,研究如何推进德智体美四育融合。“要让大学教育回归到教育的本原,也就是大学教育不是培养‘工具’,而是培养‘人’”,龚克说:“为此,我们明确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就是从学科为本到学生为本的转变,从传授知识到培养素质的转变,从以教为主到以学为主教学相长的转变。”

龚克从天津大学调任南开大学之后,天大的某位学生撰文发至网上:“作为06级的一名学生,和校长一起来到天大,本身就带了一份感情在里面。听别人说,在大学里除了典礼之外能见到两三次校长就不错了。但我印象中,每个学期都见到了龚校长,而且基本都是在路上或是食堂里。当然也有几次和他打了招呼。大家对龚校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亲切。”这位学生还评价:“人才引进与对外联系我觉得是龚校对天大做得最大的事。”

爱默生曾言,学者是“思想着的人”,但不应该是一个隐士或羸弱的人,他应该生活在公众中,自由而勇敢地行动!或许我们从龚克对张伯苓校长的一种感情和评价中能知晓他自己的人生追求:“比如张伯苓校长,他留给人们的不是他当过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和考试院院长这样的大官,而是独树一帜的公能育人的风格与成就。”

(2015.06.01 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