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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欣一:读书与参政的辩证哲学

中华英才 2015-12-13 19:16

核心提示: 自侯欣一成为省级政协委员到如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已有整整二十年,连续八年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多年来提交了许多提案,实实在在地尽自己的所能为国家效力。

侯欣一,1960年出生,法学博士。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天津市委副主委,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法律文献古籍整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等等头衔、职称。

然而,对于侯欣一而言,最让其为之自豪且热爱的职业,不是那些有着光辉靓丽的职衔的工作,而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追求着最为平实的读书人的生活,过一种纯粹的学术人生。

教书,是一名学者关于信仰的表达

从1966年起进入学堂接受知识的启蒙,到1976年高中毕业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在这样一文化整合的十年里,偏偏碰到一个对学术冲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知识匮乏的特殊时期,更加燃起了本就生在读书人家庭的侯欣一,对于知识的强烈向往,毅然而然地在这样一个并不适合读书的环境下,坚持着自己对于学术梦想的追求。

“当一个读书人,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教书,写点自己喜欢写的东西,这就是最想做的事情了。”侯教授言语时,面容浮现出一丝淡淡地,回味向往的神情。这,大概就是一位学者,对于学术最简单朴实的渴望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在当时那个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国家提倡在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作为国家建设的储备力量,许多大学毕业生便选择了在行政单位工作,盼有朝一日入仕为官。“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是侯欣一从未动摇过的信念,便顺应了自己的理想追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任教,做一个教书匠,这一教,便是一辈子。

到了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下海热潮,从党政干部到大中小学的教师,纷纷投身商海。同为大学教师的侯欣一,教书的工资仅能让他的家庭维持生计,却不足以供他把那在书店翻过无数遍的书籍买回家,即使是这样,侯欣一依然抵住下海经商的诱惑,选择留在大学教师的集体宿舍里,过着清贫且精神富足的教书生活。

无论是为官还是经商,侯欣一对自己最初的决定从未有过改变,儿时就着迷于学者身上所特有的气质,安之若素,宁静致远。钦慕于历经文革十载的知识分子面对窘境,不卑不亢,一身傲骨。对教授背后所承载的浩瀚的知识苍穹,更为肝脑涂地地臣服。成为教授,便成为侯欣一追求学术并为之鞠躬尽瘁的信仰。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学海无涯的道路上,虔诚且儒雅地前行着。

参政,是一个读书人对家国情怀的诠释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侯欣一,除了对知识文化的敬仰膜拜,也是个怀揣家国梦的中华男儿,就如侯欣一所讲:“中国读书人都有那么一点家国情怀。”机缘让侯欣一加入了民主党派,因势利导地成为政协委员,政协委员的职能让侯欣一便“听闻”了这天下事。

参政议政,貌似与侯欣一钻研学术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侯欣一认为这正是读书人发挥其所长,报效国家、报效社会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这样的机会,即使牺牲点研究学术的时间,并且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服务于社会,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侯欣一作为中国读书人义无反顾的责任。

自侯欣一成为省级政协委员到如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已有整整二十年,连续八年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多年来提交了许多提案,实实在在地尽自己的所能为国家效力。

设立“国家宪法节”是侯欣一自2008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便提出的提案,这与侯欣一的学术领域——法律也是息息相关的。侯欣一连续七年锲而不舍地向国家提交相关提案,各界代表也先后提出国家应当设立“宪法日”。最终,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明确将每年的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提案的最终实现,让“国家宪法日”最初提议者之一的侯欣一,感到莫大的欣慰。侯欣一认为“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可以增强民众对于宪法的认识,普及宪法知识,培养宪法意识,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这也算是自己对国家法治建设尽了一丝绵力。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特别让法学界尴尬的存在。”侯欣一说,“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环境下创建的制度,所谓劳动教养,就是对当时某些违反社会秩序但构不成犯罪的人,不经过司法审判,由行政机关,也就是公安机关来限制其人身自由,这种限制最长时间可达到四年。”在当年法治建设还不完善的时候,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过正面的功能,但到后来却一度被利用来惩罚无辜的知识分子。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经过司法审判才可以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但劳动教养却未经司法审判。为此,法律界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废除这一制度,侯欣一也参与其中,多次上交提案且写过《内参》。劳动教养制度最终被废除。

除了这些已经被落实的成功提案,侯欣一还有一些正在努力争取实现的提案,如领导人应带头个性化休假。在当今社会,有些人拼命地工作只是为了追名逐利,忘记了人活着的价值与生活的真谛,为此,他建议国家领导人通过休假,带领群众发现生活的精彩,这也是重民生的体现;再如,他提出看守所应当脱离公安部门的管辖,移交给中立部门,避免羁押与侦查的捆绑与“从供到证”的办案现象,最终提高公安部门的侦查能力,遵从我国“从证到供”的法律程序。对于这些未被采纳的提案,侯欣一反复提出,从未放弃,坚持着自己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的义务与职责。

教书与参政,是不可辜负的人生使命

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学教授两个身份重叠在侯欣一的身上,谈到政务与学术的平衡,侯欣一长叹一口气,紧锁的眉头显示出他内心的矛盾。侯欣一的心中理想是单纯地做学术研究、教书育人。

侯欣一并不在乎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他却在意两种人群——学生与同行,“谁最有资格评价你的教学水平?那就是你的学生;谁最有资格评价你的学术好坏?那便是你的同行。让同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个好的正面评价,让你的学生对你非常喜欢,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教授,是侯欣一的本职工作,一定要摆在第一位,只有在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才有资格有精力去参与更艰巨的工作。侯欣一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责任义务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前些日子,本想利用假期时间写点学术文章的侯欣一,临时接到通知,自己被国家信访局选中作为政协委员参与国家重点案件督办组的工作,其任务是对一些全国范围内长期进京上访的案件处理进行督查,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督办组分为六个小组,侯欣一成了名单中天津组的一员,对于这样的工作,侯欣一义不容辞。

侯欣一认为自己并未找到政务与学术的完美平衡点,但他仍然在努力做到把政务与学术进行结合,这也是侯欣一正在学习解决的课题,他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嫁接到自己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当中。

侯欣一是位法律史学家,其所研究的专业领域是中国法律史。近些年他的学术兴趣主要是研究中国近代司法制度改革问题,这与当下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大趋势息息相通。他希望从中国近代司法制度改革中找到与当下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点,并梳理清楚近代中国司法制度运行中所体现出来的经验、教训和弊端,如此便可以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国情结合分析。这样做侯欣一既可以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学术事业,而在面对现实生活时也可以提供历史的维度,使对问题的思考更有深度。

平衡专业与从政的关系,侯欣一一直在摸索。无论是作为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亦或是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侯欣一一如既往地抱有兢兢业业的态度,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

研究史学,是从政者所必备的学识素养

无论是作为一名耕耘于书斋的法律史学者,还是一名关注时政的政协委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侯欣一都密切关注,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

清末民初,中国虽然开始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迈进,并同时开启了现代法治的建设过程,但直至抗战爆发,国家和法治并没有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当时的中国人依然重视血缘家族,有宗族的意识、地方的观念、以及民族的情感,但对国家和法治少有关心,这与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侯欣一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使尚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遭受了工业国家的摧残与压迫,其伤害程度远非历史上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征伐可以比拟,它深深地伤害着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正是日本人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国家情感,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华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的爆发不仅培养了国人的国家意识,唤醒了民族精神,此外,因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的人员迁徙也促进了人口与文化的大整合。就如他所在的学校——南开大学,在抗战期间,先迁移到长沙,后搬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西南联大,全国很多高校皆是如此。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原北平大学、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国立北洋工学院(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三所院校“流亡”至西安,建立西北联合大学。整个抗战期间的人口大迁徙,是中国近代以来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这种大迁徙,迫使中国人打破和超越了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小家概念,开始有了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启了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感情的构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华民族不仅取得了战争胜利,还让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觉醒了的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从一个穷困的弱国,到成为被世界认可的有尊严的独立国家,这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成果与精魂所在!

从广义的角度讲,抗日战争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对法治有了更多的渴望,较之战前依法治国有了更加深厚的基础。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不仅仅是要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同时也需要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对法治的共同认可,当然还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侯欣一认为肇始于晚清的近代法治化建设被日本入侵所中断,被迫拖延,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焦点开始从全力抗日转为内部建设,法治建设更是迫在眉睫,抗战的胜利彰显了法治的重要,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历史前提。

育人,是一位教授所面对的终生课题

对于抗战的历史,当代青少年无法亲身经历,因而有些人难免态度冷漠,历史虚无主义成了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侯欣一来说,用自己的研究心得教授学生,让这些未曾经历过动荡年代的年轻人铭记历史,并从中有所体悟,塑造完整的人格与正确的价值观。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侯欣一对“和平”有着特殊的情感,只有在和平的前提下法治建设才有可能,社会秩序才能实现。他的学生是学法律的,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今后无论是否从事法律工作,都要做一个和平的捍卫者。在给学生讲授近代法律史时,侯欣一并非简单地重述历史过程,而是希望学生能够理解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抗日战争这样典型生动的实例告诉学生维护和平的重要,懂得热爱和平,抵制战争,才可以构建和谐稳定的法治社会。

“对法学专业来说,培养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将来可能会治国理政,世界各国皆是如此,政治家许多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在现代社会学法律的人参与政事的概率已越来越高,治国理政者如果没有对世界和平的热爱,一旦权力在手,受制于某些环境就可能会发动战争,后果极其可怕。另外一类人将来的工作是做一名普通法律工作者,服务于社会。法律工作者也需要具备和平的意识。所以当我面对自己的学生,会把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讲给他们,如何让青年的一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这是我必须思考的问题和责任。”侯欣一是这样反思自己职业的,单纯的传授知识并不是他心中教书的真谛,为国家培养正直的人才,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才是侯欣一为之呕心沥血的追求。

教书、参政、学术研究,在侯欣一眼中,这三者都是无法割舍且为之竭尽心力的人生使命。萌发于儿时追求知识的信念,支撑着侯欣一对理想的追求,并成为了播撒知识的辛勤劳作者。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潜心钻研自己喜爱的学术,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有用武之地,侯欣一努力地想为国家和社会尽自己的一丝薄力。

研究学问和服务社会,对于侯欣一来说无法分割,也无需分割,就如泰戈尔所说,“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或许,在侯欣一的生活中,这二者就是相互缠绕且共同生长的吧。

(2015.11.16 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