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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培养刻不容缓

世界卫生组织前外交官、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宋允孚呼吁

中华英才 作者:高岚岚 2016-02-02 16:58

核心提示: 宋允孚认为,国际职员在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可替代,人才培养刻不容缓。至今,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职员人数没有达到理想幅度,中国仍然属于缺额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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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院士为《做国际公务员》题词并和作者宋允孚合影

宋允孚的经历,离不开一个“外”字。高中毕业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一直和“外”相关:18岁被送到国外学外语,23岁到非洲搞援外,25岁回国内搞外事,40岁到国外进修外语,49岁到国际组织还是从事对外关系。简而言之,从18岁留学到62岁退休,三分之一时光客居海外;40年卫生外事生涯中,三分之一时间在国际组织。

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后,宋允孚一直都没有闲着,其身影常常出现在一些高校讲坛、国家有关部委国际组织任职后备人员培训班上。“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和大家分享个人感悟。我出书、讲课,目的是希望促进青年拓展国际视野,走向世界舞台。”能够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成长成为一名外交官,宋允孚心中除了满怀对国家的感恩,更装着沉甸甸的责任。

宋允孚认为,国际职员在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可替代,人才培养刻不容缓。至今,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职员人数没有达到理想幅度,中国仍然属于缺额国家。只要有机会可以宣传国际公务员方面的内容,他就会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精力,以满腔热忱去讲座去宣传。

宋允孚说,中国有13亿人口,人才济济,推送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应该不困难,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大全社会各界各方面对这项工作的了解和认识,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到有针对性、计划性、预见性地培养国际型、复合型人才。

随着信息化、多极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各国越来越重视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多边外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早在1994年,宋允孚任国际公务员半年后,就针对当时的情况给国内写报告,就我国选派国际公务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囿于各种因素,他的建议在当时未引起重视。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些建议终于获得有关部门的认同与实施。

特殊经历,离不开历史发展脉络

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留学生,宋允孚的人生历程幸运、特殊,无不与国家的发展、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祖国需要、形势发展、时代变迁、历史机遇,让他有了一个特殊经历,看似偶然的意外,折射了历史的必然。

从穷孩子到留学生,从普通科员到领导岗位,从国家干部到国际职员,一路走来,宋允孚有幸见证卫生外事的变革,目睹对外合作的发展,以不同角色亲身参与其中。尤其是他担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后,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主动开拓进取,与卫生外事领域的同事们一起,为那个不凡的时代奋力书写,过程中不乏经历一些难忘的“第一”。

例如:1980年,他参与筹办中国和法国第一次大型民间医学交流,邓小平亲自出任中方名誉委员会主席;1987年5月,我国第一次作为提案发起国,在世界卫生大会提出消灭麻风的决议草案;1987年9月,我国第一次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华召开地区委员会会议;1989年5月,我国卫生部长第一次当选世界卫生大会主席……

令宋允孚自豪的另一个“第一”,是他主持谈判签约的一个民间医学奖学金项目。1986年夏,外事司了解到日本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有资助中国的意向。财团理事长笹川良一战前是日本右翼首领的朋友,战后经营赛艇,积蓄了巨额财富。我们能不能争取、敢不敢使用该财团的赞助?如何认识笹川良一的历史背景?如何看待财团的资金来源?不同方面不同人员认识不同。笹川良一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有顺应时代潮流从事日中友好的愿望。宋允孚觉得,应当突破思想束缚,大胆尝试争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外事司的同事及时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完成调研分析、草拟文本工作,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日方进行多次谈判。最后,原卫生部陈敏章副部长、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笹川良一理事长、日中医学协会石馆守三会长签署《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协议书》。宋允孚和日方执行机构代表、日中医学协会中岛章教授签署《执行协定》。协议为期10年,日方每年资助我国派遣100名医生赴日本进修。这是我国第一次争取到巨额民间奖学金项目。1987年9月派出第一批医生,1997年续签协议,至2007年8月共派出2000余名医生,资助数额之高、涉及专业之多、人员分布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居卫生系统所有出国进修项目之首。

一份报告,承载殷殷爱国之情

40年的卫生外事工作,近20年涉及国际组织,最后14年更置身于国际组织之中,宋允孚对国际公务员工作情有独钟、格外关切。从国家公务员到国际公务员,使他有条件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视角分析思考国际公务员选拔、培养、储备、推荐、管理工作。

1986年宋允孚就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后,开始接触国际组织事务。他和他的前任一样,非常重视人员培训和对外交流,亲自到各地挑选后备人员,把名单递交到世界卫生组织,但推荐人选获聘任者依然十分有限。那时他心里就埋下一个疑问,希望找到问题的答案。到世界卫生组织任职后,他才弄明白:原来世卫组织内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该岗位有人退休或创建新的岗位才有空缺职位,推荐方需要知道哪里有“位子”,需要什么样的人,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然后有针对性地推荐才有可能增加竞聘成功的机会。缺乏对国际组织人事信息的调研、没有对职位空缺的预测,即使推荐工作的热情再高,成功几率也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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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允孚2012年出席北京大学医学部百年校庆,并做讲座:拓展国际视野、服务世界人民

1994年4月,宋允孚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半年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选拔推荐国际公务员问题写了份报告,提出“选派合格干部到国际组织,尤其是担任高级职务,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国际形象,扩大政治影响,而且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利用和逐步在某些方面影响这些国际组织”;我们要“加强后备队伍的选拔,特别是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使之逐步熟悉和适应国际组织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在推荐方面,也要进一步改进,最好是能提前了解若干年后可能出现的空缺职位,有目的地推荐”。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特点,报告中提出六点建议:

1. 选拔范围宜突破部门界限。以中国之大,选出若干适合人选应不困难。但过去选人把眼光过分集中在本单位(外事司甚至国际处内),对全系统、全国各地方的考虑和了解不够多、不够细。

2. 人员专业可突破医药界限。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是专业机构,因此选人要集中在医药卫生范围内。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职员专业分布较广,学医的只占50%,非医学专业的占29%,包括财务、统计、人力资源、对外关系、法律、信息、物资供应,等等。

3. 任职地点宜突破地区界限。我国人员主要推荐到日内瓦总部和马尼拉地区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由总部、六个地区办事处和上百个国家代表处组成,其职员不只限于在总部和本国所在地区,我国宜探索放开。

4. 派遣方式可考虑不拘一格。过去推荐以长期职位为主。当然,一次派遣成功固然很好,但是,从培养人才和增加派遣机会的角度看,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可考虑派短期和准业务官员(APO)。

5. 进一步适应国际组织要求。我国恢复世界卫生组织席位之初,对方在政治上需要我国,我们亦不熟悉对方,高级职员(助理总干事)的派遣,基本上是我方决定人选,对方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变化,过去的做法显然不适应当前形势,需与国际接轨。

6. 国际职员管理宜适当改进。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国际公务员的管理办法作出重大调整,不再过问他们的国外工资、住房。这是与时俱进的好事,可是国内有的单位随之提高国际公务员国内宿舍租金,甚至收回住房。国际公务员年龄不同、岗位不同。有的年龄较高,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几年就将退休,有的国内有老人、孩子或配偶,有的并不终生在外工作。这类问题的处理,似应稳妥为宜,至少不要因此而伤害这部分同志的感情。

令宋允孚感到兴奋的是,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努力下,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送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进展较大、成绩斐然。目前,我国在联合国专门机构担任一把手的已经有四人。

2012年5月,陈冯富珍连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06年首次当选);2013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2014年10月,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2015年3月,柳芳当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

拥有国际视野,更具中国情怀

到世界卫生组织任职后,宋允孚始终心系祖国。他感觉,出国在外更加爱国,更懂得国家强大对个人的意义。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国际职员是我们祖国和世界相互了解的桥梁纽带,是公共外交的践行者。对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他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职员能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为国家做些什么?宋允孚认为,忠于国际组织是对国际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规定,任何国际职员都必须为国际组织的利益着想,不得接受任何政府指示。但是,这不等于他们不可以为国着想、为国出力。很多中国国际职员在国际组织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客观上为中国与国际接轨、国际组织为中国所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只要保证两者之间不发生“利益冲突”,国际职员应当而且可以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取得成绩是他们的职务贡献,自然是为了国际组织的利益,客观上也完全有利于国家。

宋允孚曾有一位同事在国际组织从事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一次,她所在的部门组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某制品的标准。在筹备过程中,她发现中国使用的方法没有体现在为会议起草的文件中。她向主管领导报告了中国的方法。这位领导认为,这是国际上人们还不熟悉的新方法,很有意义,决定邀请中国有关专家与会。她的提议,不仅仅使国内专家得到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了解国际最新动向,而且向国外介绍了中国的进展,最后这个方法被列入国际标准,实现了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双赢。

和不少在国际组织的同事相比,宋允孚和大家一样,在不违背国际组织规定的前提下,在完成国际组织任务的同时,尽量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03年李钟郁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任国际合作司司长的尹力同志主动约谈,听取他对合作的意见。他建议:双方签署新的合作议定书、增加自愿捐款、推荐人员借调世卫组织,获尹力首肯。2004年总干事访问中国,胡锦涛、温家宝分别会见。2004年5月18日,双方签署备忘录,当年中国捐款增至140万美元;2005年首次用自愿捐款推荐人员任职(有的已被正式延聘)。作为国际职员,宋允孚参与了总干事的访华筹备、内部协调。作为中国人,他为国内提供了积极建议,并协助联系落实。看到访问成果,他的喜悦难以言表。

国际职员在外工作,最大的快慰莫过于他们的价值得到国内认同。他感到,在国际组织任职,需要既有中国情怀,深知国家利益之所在,又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关系,善于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风光背后,亦含苦衷和辛酸

做国际公务员确有风光的一面。然而,人们所不了解的是,当国际公务员,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国际公务员的工作地点一般不在自己的祖国,工作生活在相隔万里的异国他乡、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相对陌生的国际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变成国际公务员,真正进入角色做好工作并不简单,需要面对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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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允孚每年为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班授课。这是2015年毕业典礼上,他和其中一个小组的合影

国际组织大部分是西方创立的,游戏规则、文化氛围、工作语言、职员构成,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主导。如何适应、融入这个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种族文化、语言习俗等各方面差异极大的国际环境,的确是一个严峻考验。

宋允孚还有一位同事毕业于国内名牌医科大学,担任过某大医院最年轻的副院长,先后去加拿大和美国进修。他在国家机关担任处长三年,1995年被推荐到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从P5级别的临时技术顾问做起,先后在萨摩亚、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纽埃、托克劳五国,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做常驻代表,2009年晋升为司长。他的一段话,如实反映了在国外拼搏的情景:

“工作初期,我对国际组织情况不熟悉,各项政策、管理制度、操作程序、制度规范都要从头学起,早上六点半到办公室,晚上六点半才回家。最初的六年时间里,70%的周末要拿出一整天加班。国际组织的潜规则是,凡能受聘的官员都被认定具有经验,可以胜任工作。其实,好几位中国同事都感到,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熟悉情况不可能胜任工作。当时没人能帮忙,唯一可以请教的人就是秘书,必须小心处理好和秘书的关系。”

的确,在国际组织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稳、舒适、安逸。

归鸿筑梦,矢志不移

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截至2014年,世界上有6.7万余个国际组织,包括有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组织、民间团体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国家集团性的。

综合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需要更大的话语权,国际社会也更加希望倾听中国的声音。尤其是2008年后,中国渡过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到2010年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更多,却对中国缺乏足够了解。宋允孚认为,中国的国际责任越来越重,但是,我们相应的准备做得还不够。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人,不论人数、职位、影响,都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培养合格的国际型人才,已刻不容缓。

出于深深的责任感和自己拥有的特殊经历,宋允孚感到有必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分享给大家。他撰写的《做国际公务员》于2011年9月应运而生,成为国内首部关于国际公务员概念的出版物。

在他的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而是将什么是国际公务员进行清晰明了的介绍,包括国际公务员职务分类、招聘程序、行为标准、福利待遇等基本情况,并且通过作者自己和同事的经验感悟,以生动详细的实例,讲述怎么“挤进”国际组织,然后怎么“站住脚”,“站住脚”后怎么“升上去”。向有志进入国际组织任职的人员展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也把中国人在国际组织的付出与奋斗和盘托出,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国际公务员的各个真实侧面。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真诚的关注和反馈,一些部委、高校主动邀请他去讲座,迄今他做的讲座已达上百场。只要读者或听众提出问题,即使是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都有求必应及时解答;年轻学子出国深造希望他做推荐人,他也会针对每个人的情况热情提供帮助;他还通过微博微信及时转发国际组织的实习信息,供年轻人参考。每次讲座,他都针对听众的不同背景,精心准备,制作幻灯,幽默生动的语言中饱含爱国之情。听过他的讲座后,一些学生尤其感激地说,“感谢您的讲座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窗。”

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扮演一般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过程。宋允孚说,了解熟悉国际组织运行机制需要一个过程,人才培养的效果也不会迅速显现,至于如何促进我国国际职员在国际组织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有关部门真正认识并重视国际公务员的重要性,支持中国国际职员的工作。二是从在职国家公务员和科技骨干中选拔合适人选,作为国际公务员后备力量进行强化培训。三是到高校办讲座,推介关于如何做国际公务员的知识准备,从更长远的角度培养储备人才。

宋允孚的新书《国际公务员与国际组织任职》2016年1月刚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入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他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中写道:“帮年轻人打进国际组织,为世界奉献、为国家争光,为自己争气,全新经历,何乐不为!”最近,一位同事在微信中为宋允孚的讲座点赞,留言称颂他“老有所为”,宋允孚则回复“彼此彼此”。的确,很多像宋允孚这样的外交官,他们虽然退休了,但心中依然充满爱国激情,继续传播着各自的正能量。

(2016.01.16 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