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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沧桑岁月

中华英才 作者:陈义风 2017-01-02 12:15

核心提示: 从敦煌至玉门火烧沟一带出土的石器、陶器及铜器可以看出,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在党河和疏勒河流域就已闪烁着游牧民族原始文明的火花。

提起敦煌,人们眼前一亮的就是闻名遐迩的莫高窟壁画、麦积山石窟,以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致。但人们往往不太注意在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和美景后面的连年战祸,许多古诗描绘了当年战事的残酷与激烈——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从敦煌至玉门火烧沟一带出土的石器、陶器及铜器可以看出,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在党河和疏勒河流域就已闪烁着游牧民族原始文明的火花。这些石器、陶器、铜器造型优美,制作精良,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造型和冶炼技能。尤其是铜器,很难想象四五千年前游牧民族居然能够掌握几近成熟的铜矿冶炼和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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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居住在敦煌一带的游牧民族形象思维相当发达,有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很多山崖上留下的刻在岩石上的岩画。有考古专家推断,这些岩画产生于商周时期。岩画的题材很广泛,既有人们游牧时的劳动场景,也有青年男女在一起谈情说爱的内容,还有很多表现人们祭祀、射猎、送葬的情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在党河和疏勒河流域一带,有两个游牧民族“允戎”和“氏羌”,这两个西北游牧民族性情豪放,能歌善舞,他们掌握了初步的绘画技能,劳动之中便在附近的山崖上刻下了很多珍贵的岩画。

到了先秦时期,这里歌舞升平的节奏被打破,“允戎”和“氏羌”居住的地区涌进了很多外来户,这些外来户属于两个族群:一个是“月氏”,一个是“乌孙”。这两个族群也是遭到了别的族群的入侵,不得不徙居于敦煌一带。

幸运的是“允戎”和“氏羌”对外来者并没有那么多的敌意,“月氏”、“乌孙”得以和“允戎”、“氏羌”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可惜好景不长,善于骑射的“月氏”、“乌孙”族群和充满艺术气质的“允戎”、“氏羌”族群因为琐事产生了矛盾,以强凌弱的丛林原则成了解决矛盾的不二选择,于是充满文艺范儿的“允戎”、“氏羌”族群只能选择离开。不肯离开家乡的原住民遭到了驱逐,武力反抗者被弓箭射杀。

按理说,鸠占鹊巢的月氏族和乌孙族从此以后应该高枕无忧了吧,恰恰不是这样,已经在新地盘扎下根的月氏族和乌孙族因为主导权的问题起了内讧。谁都想当老大,可一山容不下二虎,两个族群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很快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月氏族集合起号称“控弦十万”的部落力量,采用不宣而战的方式向乌孙族发起一场大战。仓促应战的乌孙族或因准备不足,或因实力不济,最终兵败如山倒。月氏族成功地将乌孙族赶出了家园,演绎了一场弱肉强食的活剧。但获胜的大月氏人没有想到,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已经开始对敦煌一带虎视眈眈。

西汉初年(前203至前176年),体质彪悍、善于骑射的匈奴民族从漠北高原入侵河西,突入到大月氏的地盘。大月氏组织部落力量奋起反抗,但因实力悬殊根本无法阻止匈奴大军的进攻,大月氏战场上接连受挫,不得不且战且退,十年之后便逃到大夏故地(今阿姆河南)苟延残喘。强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威势,成为河西走廊的新主人。

但强大的匈奴民族也没过上多少安稳的日子,已经羽翼丰满的中原大汉政权挥师西上,试图将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驱逐出去。善于骑射的匈奴人自然不服,摆开架势要同汉兵决战。为了铲除匈奴势力,汉武帝调集数万大军,数千辆战车,大举进犯敦煌。在漫天的战马嘶鸣和刀光剑影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大军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为了避免灭种灭族的惨祸,匈奴人只得举家向西北逃窜。汉武帝的军队不仅占领了敦煌,还统一了整个河西走廊。为防止匈奴卷土重来,汉族大将军卫青又发动了漠北之战,大将军霍去病发动了河西之战,给匈奴以毁灭性的一击。

汉武帝下令设立河西四郡,把敦煌地区纳入大汉政权的版图。为了巩固新生的大汉政权,汉武帝实施了打通节点的“嵌形战略”,派遣大将张骞修筑了东起永登罗成滩、西到罗布泊楼兰古城的烽燧亭障,史书称之为“凿空”之举。为了加强内地与西域的经济联系,汉武帝昭令河西四郡修建道路,以便从内地调运货物到西域,这就是丝绸之路的雏形。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边塞明珠,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镇。

随着西北地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佛教开始进入河西四郡,大量的僧人来到了河西走廊,尤其是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由于敦煌是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僧人和各种各样的佛教徒纷至沓来。当时的汉代政权也十分推崇佛教,对僧人的到来给予了很多方便。僧人们需要用形象的东西传播佛教的教义,于是以表现佛教内容为主的敦煌石窟艺术便应运而生。

伴随着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是佛教的传播和兴盛,河西地区寺庙大量兴建,佛教信众呈几何级数增长。遗憾的是艺术和佛音并没有消弭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与仇恨,时光进入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平静再次被打破,由于强大的大汉政权的崩溃,敦煌的各路诸侯都想占山为王,于是战火再度烽起。从公元317至437年,敦煌先后被前凉、前秦等数个割据政权统辖。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了敦煌地区的政治常态,经济和艺术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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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隋朝统一全国,河西才结束了西晋以来300余年的分裂局面。隋朝统治者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等反隋势力,改鸣沙县为敦煌县,并于大业初年(605-609年)遣尚书左丞裴矩视察敦煌,在敦煌举办了有西域各国商贾参加的商贸交流会,敦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安定。敦煌石窟艺术风格也为之一变,除了丰富多彩的佛教内容外,还出现了一些描写和平生活和大漠风情的作品,敦煌石窟艺术开始走向极盛期。

唐朝崛起后,敦煌又遭遇战火的洗礼,唐朝军队于619年进攻河西,占领敦煌后置沙州,将敦煌县划归沙州管辖。但地方反唐势力仍不时骚扰占领军,直到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出动大军铲除了以西突厥为主的反叛势力,安定才重新降临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随着丝绸之路的恢复和畅通,敦煌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贞观之治的繁荣并没有延续下去,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河西又拉开了唐蕃战幕,瓜州城一度为吐蕃攻陷。“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调河西兵力东去平叛,吐蕃乘虚进犯河西。沙州虽驻劲旅,但经不住吐蕃重兵长达十年的围困,终于箭尽粮绝,寡不敌众,于781年开城降蕃。随后敦煌进入了吐蕃统治时代,在吐蕃统治的67年里,敦煌迎来了比较长的和平环境,经济文化再度繁荣起来。

1226年,河西地区再次燃起战火,蒙元大军攻占敦煌。元亡后敦煌又被明军占领,明亡后,敦煌获得了一段时期的安宁,敦煌石窟艺术开始有所复苏。但到了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兵向整个河西发动战争。在清军的铁蹄下,大批民间艺人从敦煌逃出躲避战火,石窟艺术再次面临危机。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军占领敦煌,设沙州所,两年后升为沙州卫。清军并不在乎敦煌石窟艺术是否发展,而在乎这里的人们是否服从大清的律法。艺人们面临着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选择。

由此可见,敦煌的历史既是一部石窟艺术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战乱史。烽火硝烟始终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石窟艺术和美轮美奂的大漠风情。我们在赞叹精美的敦煌壁画、敦煌建筑及令人向往的河西走廊时,也不禁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令人叹为观止的石窟艺术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下,敦煌和河西会发生那么多与艺术和美景南辕北辙的战争和战乱?

按说艺术和美景都是滋养人心的,为什么在瑰丽无比的艺术和美景下人们会滋生仇恨与杀心。况且还有教人向善的佛教佛音的大量传播,佛教信众既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权贵集团。是什么原因让这里战祸连连,甚至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月氏族和乌孙族也不能友好相处。有历史学者统计敦煌地区发生战争、战乱的年月远远超过和平、安定的年月,虽然战争和硝烟如同过眼烟云,几乎早已被人们遗忘,唯有敦煌的石窟艺术和佛教庙寺成为这块大漠上永远的荣耀,并为历代人们向往和追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战乱,还是给西域美轮美奂的艺术和美景涂上了一层难以破解的底色。

(2016.12.16 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