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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墨线千转藏雅韵 铁画银钩意从容

中华英才 作者:王晓超 黄艾茜 2017-02-03 01:49

核心提示: 本刊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副院长杨涛。

“神在灵府而不在感官耳目,韵在其心而不在规格法度。”只有当情感与形式统一,书法作品才能称得上形神兼备,表意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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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很多书画家,喜欢在访问前先去观察他们的作品。都说“字如其人,画由心生”,我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提前在心目中揣度被访人的性格特征。

然而对于杨涛来说,这样的“预前设置”并未行得通。在他的几幅作品面前,我看到的是不尽相同的书体样式行文布局。在狂草豪放的不羁中,且流转着柔美的仪韵;在隶篆的古拙苍劲中,又尽显着圆润与厚重。不同的书体表象着不同的心绪。一时间,我竟不知该如何解读他。

见面后,我把疑惑告诉杨涛,他笃定的笑了。似乎这正是“杨氏”书风的深谙之道。在杨涛的心目中,书法就是一根线,一根经过千锤百炼萃精提纯的线。“不管创作怎么变化,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最后形成的这一根线条。只有当这根线深植于心中时,才可以在笔下随心所欲的被唤出,组成不同的字体,组成呈现在宣纸上的大千世界。”

建构“笔具刀意”的线性审美境界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杨涛,曾经非常形象地跟学生们讲过“线质”的要义。“线条以其最原始的状态组合成字,就是篆书;运笔加以波磔,就是隶书;头尾加以顿挫,就是楷书;整体加以连绵,就是行草书。整个书法,就统一于这根线,但这根线,却是不易得到的。”

虽不易,但杨涛却得到了。

综观杨涛的作品不难发现,其腾荡流贯的意气,与对比鲜明而又整体完满的篇章形式互为表里,交汇统一。在诸多形式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处理上,既丰富又自然,既必然又偶然,既大器又不失细节。难怪当年连启功先生都曾佳赞他的书法“结构森严,用笔遒丽,气息古淡,直入晋人堂奥,实乃青年之翘楚。”

沈鹏先生曾言,“当前写草书者不乏其人,而进入狂草者甚少。……狂草的凤毛麟角令人遗憾。这首先是狂草书法难以理解,接受者少。对书写者来说,学习的难度大。不仅写好楷书、行书不足以成为狂草的基本功,甚至写好一般草书要进入狂草也还要有一个质变的过程。”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杨涛最初是以他那出晋入唐又极具时代气息的草书名世,尤其是以其筑基于唐人的狂草面貌而成名。且近年来其狂草书又旁参“尚意”的宋人的恣肆与韵致,在有新变化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境界。

十四五岁时,杨涛在习书的同时,开始融入了篆刻的学习。在他看来,中国的书法与篆刻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门密不可分的姊妹艺术,互为印证。“清代邓石如曾提出‘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即篆刻要从书法(尤其是篆书)中汲取精华和营养,离开书法,篆刻就成无本之木。毛笔与刻刀,一软一硬,一刚一柔。一个是用笔写字,一个是用刀表达。一个写在纸上,一个刻在石头上。但它们对于文字的理解是一样的。”

因为擅长篆刻,所以杨涛对笔转刀锋化墨为痕的理解要胜于其他。他认为,刀意和笔意两者的融合互补,才能保证笔墨所写的点画线条既不至于偏向刀意的刻板直白,又不流于偏向笔意的慵懒疲软,而是呈现出一种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的特殊效果。既有风格清雅、淳正的书卷气,又有浓厚的金石韵味,极具装饰美感。

正是这一点点的“刀意”,让他的狂草在流动中显出了一点迟涩。顿时,整幅作品的线条更加凝炼,气息在流动的同时又有停驻,令线条不是简单的游走于纸面。这让他的草书不同于以往,更鹤立于当代。

虽然书法界很多人将狂草作为杨涛代表性的创作。但他坦言,对于每种书体来说,却没有特别的偏爱。“它们就像我的至亲,对我有哺育之恩。我对它们的崇仰都是等同的心态。”在理论上,杨涛主张多元化,并在创作实践中致力于多种书体融合。他认为,“融多种法度于一身”确切来说是指“技法”和“笔法”的谙熟和完善,做到了这一点,便是“对‘法’的灵活运用”。反观杨涛的书法作品,也确实在多种风格的融合中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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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孤山小记》236×37cm

杨涛于魏、隶、楷、行、草、篆兼顾。在传统的构架中,汲取着属于自己的养料。创作对杨涛而言大多是对立性的概念。雄强与柔美、粗犷与秀丽、圆润与倔强、古拙与娟秀、急密疏缓、长短粗细、大小迟涩……统归而观,便是中国文化中阴阳的概念。这种概念贯穿于生活中,同样也承启在人生的处事态度里。当那些跃动的文字浮现在纸上,便是他心灵图腾的再现。

在阴阳的协调中不拘一格的进行创作,也是杨涛悟“道”的一个过程。石涛曾言,“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在杨涛看来,“至法”即是“道”。“所有的‘法’都是为一种逍遥游而准备的。这是我憧憬的状态。所有的‘法’都关乎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精神层面的无局限。当跳出了‘至法’的约束,才能让书法的技法与自己融为一体,成为身体中流淌的血液。这时的‘法’会为我们所用。这样自然博发出的力量,才是‘至法’的内涵。在‘道’的基础上揣摩又不拘泥于‘道’,才能使作品率性而为浑然天成。”石涛认为,跟随古人的脚步前进,并非墨守成规的膜拜。而是要推陈出新,在技法的传承中寻找内心创作之大自在。

禀赋天然 临遍百家自出机杼

1970年,杨涛出生在充盈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安徽宣城。从南齐至明清的文人雅士游历羁旅宣城者不下三百余人。宣城历史悠久,自西汉元封二年(前109)设郡以来,历代为郡、州、府、路所在地,范晔、谢脁、沈括、文天祥等先后任宣城太守。宣城也是诗人梅尧臣、数学家梅文鼎、红顶商人胡雪岩、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徽墨名家胡开文、学者吴组缃、书法家吴玉如、书画家吴作人的故乡。众多文人墨客为这块土地注入了丰厚的艺术活力,对后学影响广大。依着灵秀之地,秉着灵性之气,从宣城走出的杨涛,骨血中也浸润着书香的雅韵。

采访中,杨涛笑称自己研习书法的“工龄”有41年。想来,练就的也是童子功了。

所谓天赋,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全靠幼年时对某些事物的喜爱,以及和其有关的他人生命体验唤出方向。杨涛人生的际遇,也是如此。

没有渊源的书法家世,也不曾拥有名师的开悟,一本书帖便是杨涛的启蒙老师。“我父亲母亲大学毕业后到宣城的第四师兵团工作,我出生后一直住在部队大院里。”为了不让年幼的杨涛到处出去乱跑,父母不在家时便会把屋门锁起来。一天,无所事事的他从书柜上翻出了一本字帖,顿时眼前一亮。“书帖黑底白字,用柳公权书风书写的《毛主席诗词》。”杨涛用“震撼”二字形容当时的感觉,“天底下怎么能有这么好看的字呢!”他赶紧拿出笔和纸,对着书帖练习起来。杨涛回忆说:“当时我每天就琢磨一件事儿,怎么把字写的跟字帖上的字一模一样。直到8岁那年,我找到了一本正版的柳公权字帖,才算是走上了正式研习书法的道路。”

直到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前,杨涛一直处于自学的状态。这让他具备了严谨的观察力和线条造型感。他认为,书法是传统艺术,而了解传统最有用的方式就是临摹。“临遍百家,自出机杼。”如果说杨涛在书法方面的成就50%来自于天赋,那么另外的50%则与他的临渊不辍密不可分。

先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杨涛,对于书法痴迷的程度令人叹服。“小时候,所有小朋友玩过的玩具、玩过的游戏我都没玩过。而且我也不想与他们玩。每天最惦记的事情就是写字。”回想当年的情景,杨涛历历在目。“我练字的时候,小朋友们经常会在我家窗台下玩耍。但对于那些嬉笑声,我真的可以做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那种专注,现在想来是非常可贵的。”每天中午放学,杨涛吃完午饭的第一个任务是写字,写完一篇背着书包再去上学。十几年如一日。

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每两年才招生一次。当年,他所报考的书法篆刻专业全国范围只招生6人。在一批或家学深厚或师出名门的考生中,他犹如一匹黑马般出现在录取名单中。

在不断的探究中,杨涛越来越认识到了入帖于传统出帖于时代的重要意义。“从临摹到创作,是书法家成材的必由之路。”杨涛强调指出,“成功的书法家都要经过‘临、立、变、创’四个过程。书法学习中有入帖和出帖之说。入帖谓继承,出帖谓另寻出路,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纵观书法上取得大成就者,无不是以个人独特风格标新立异而在书坛上占一席之地。继承传统的概念并非是一个学书者对着一种古碑帖进行长年的临摹。而是在达到一定的功力后,用古人技法去书写表达自己特质的作品,做到‘师古不泥古’。治艺要纵向有深度,横向有广度,这样才能融会贯通。”

从“不知而学”到“知其然而学”的蜕变

杨涛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学“技术”和“形式”;中级阶段是写“人格”和“情感”;高级阶段是表达“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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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 136×34cm

前几年,杨涛举办过一个名为《闻见之知》的展览。在他看来,“闻见之知”是其目前所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古代圣贤说过,人生对于学问的探索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个层次。‘闻见之知’指的是人们通过视觉器官将自己置身于其中得到的知识或经验中,是借鉴与学习的过程。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更想听到、看到更多的关于书法的哲学理念。”

杨涛认为,从20岁到30岁,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一路走来,强烈的表现欲贯穿其中。在那个血气方刚的时代,一切的改变与表达都是从展示个人技巧和情感的角度出发。而如今,当岁月与学识沉淀出内心的宁静,他更愿意回头去审视自己。重新温习中国书者文人对于文化精粹的态度和书韵哲理。“从学生时代的‘不知而学’,到现在的‘知其然而学’,我更加有的放矢。人生就像一步阶梯,我需要通过‘闻见之知’这个台阶,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行之久远。”

杨涛对历代书法的解读与再现都有着极为个人化的体现。显然,无论是哪一种传统样式,在他这里都会被转化为一种极其主观的表现。杨涛对汉字所独具的形式感的把握与控制,与他骨血中流淌的翰墨情怀密不可分。其追本溯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恪守传统。相反,对于创新的追求才是他的价值所在。以临帖而自学成才的杨涛并非局限在传统的框架中食古不化。而是从传统图式转换而重建的一种线条感受。他认为,“笔墨当随时代。现在无论仿效古法如何精能,也代表不了你所仿效作品的时代。向传统学习,也无妨创新。”

从杨涛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那种从临摹大师原作获取笔法的一贯做法。作品体现出来的风格和特征具有十分典型的个人化的视觉体验和线条感受。“艺术本身没有死的教条,也没有标准,艺术家要从传统当中走出来。沉浸于传统是艺术创作的大忌。人生是怀着梦想前行的。大胆而拥有梦想的人,才能够真正实现书法艺术的价值。”

与很多书法艺术家不同,杨涛从不想刻画固定的形象,更不愿过早的用符号的概念去标志自己。而这也恰恰成就了杨涛作品多面与多样的特质。“人在一生中,哪怕一天中的不同时段,都会有不同的境遇与心情。无法用一成不变的风格表现。人生是个多面体,书法也一样。单一的结字法则、布局谋篇会让心境的表达显得很苍白。书法应该是我的代言人,反映着我生命的过程和心性的轨迹。”

杨涛认为,王羲之所以被称为书圣,一是因为他将旧体书法与新体书法做了集大成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书法不同字体的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对书法本质的感悟。“就像我们会根据每天不同的心情、状态、环境、需要去穿衣打扮一样。外在的变化会给人审美上的新鲜感,但本我的实质却不会改变。书法亦是如此。”

传统是翅膀 带着精神飞扬

书法艺术是一朵奇葩,盛开于华夏厚土。笔墨纸砚与书法家的创造成果,是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观。与其说书法,毋宁说是民族精神。一部书法史和一部文化史共衰共荣,历数千年而不变。

杨涛认为,书法的与时俱进实质上关乎创新精神。和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割舍不断的。如何形成当代精神,是需要书者对于当下的时代有着深刻的心灵体会。这样才能使受众产生亲切感,让人们感同身受,引起思想上的共鸣。

从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2014年10月15日的北京文艺座谈会,72年时光荏苒,作品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社会性等问题不断考量着艺术家们的审美观与创造力。“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这段肺腑之言令杨涛深谙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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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藏门对联》

“书法是中国文化物化的表现。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笔墨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和人文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才使书法艺术彰显了他特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杨涛说。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运用线条对对象进行概括性极大的模拟写实。中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曾说过——“所以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实,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书的表现对象是文字,随着历史的演进,即书法线条不再受象形状物的制约,从“描摹具体物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根据文字形音义构造原理,充分展现线条的审美功能和美感因素,也从真正意义上发挥了书法美所特定的物化形态。

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是祖先在长期生活中,将形成的文字慢慢演变的艺术。其提高和灵感都来自于生活。“书法是生活中精神与思想物化的形态。是生活中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进行物化的轨迹。而这样的轨迹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所在。一个好的书法家,一定是对生活有感悟的。”杨涛强调,“书法有着历史流变的轨迹。祖先在对文字的认知中,有着对汉字独特的理解。书法不仅包含着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还包含着核心的技法法则。所谓书法中的法度,其实就是人们在生活中总结出的集体意识。”

“毛笔退出历史舞台后,它的实用作用变成了一种文化精神。书法带着书写者的人生态度。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带着个人的风格。这种风格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是相吻合的。”杨涛意味深长地说:“思想关联着学术,更关联着现实。艺术家们要背负着人类文明的壮阔背景,才能在直面各种纷杂繁复的艺术现象时,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作为一名肩负文艺复兴建设的书法家,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保卫汉字,保卫书法艺术的民族性。从书法专业的知识含量上讲,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的成就。但针对社会的责任感而言,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2017.01.16 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