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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周门记其庸

中华英才 作者:韩晗 2017-02-22 13:40

核心提示: 著名文史学家冯其庸先生于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本刊特邀青年学者韩晗撰文纪念冯其庸先生。如韩晗所言,冯先生的诸多成就,一词即可概括:文人。

编者按

著名文史学家冯其庸先生于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两个月前,经中国艺术研究院安排,我们本想对先生进行一次采访,很遗憾,先生已病重。都知先生是红学家,其实先生诗词及书法绘画造诣颇高,精戏剧,是学问家又是艺术家,还加一个旅行家。1986年至2005年间,冯先生10次去新疆,绝尝艰辛,考得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玄奘行踪考察成果。

本刊特邀青年学者韩晗撰文纪念冯其庸先生。如韩晗所言,冯先生的诸多成就,一词即可概括:文人。“传统文化特别讲究道义,主张‘修身齐家’,这与现代科学研究‘唯求真’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文化不但向善、审美,而且还尚贤,要求文化人必须要有模范的操守与高尚的品格。这恰是‘文人’这个词的核心属性,而冯其庸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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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寒冬,当时尚无孔夫子旧书网与遍布城乡的快递业务。在成都市双流县靠近棠湖宾馆的一个旧书摊前,我终于看到了前辈学者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当然想买下,但老板要价甚高,我只好操着半生不熟的成都方言讨价还价,天近傍晚,炊烟袅袅,最终在我几乎哀求的语气中,老板决定以40元的价格将这本书割让给我。屈指可数的灯火、一望无际的稻田和没有路灯的公路,透露出初冬川西平原的寒意逼人。昏暗的乡村中巴载着19岁的我和我的梦想一道,从十公里外的双流县城缓缓开到了我的大学门前。

因为这本书,我知道了两个名字:周华斌、冯其庸。他们是《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的整理者,因为这本书出版之前,作者周贻白先生已经逝世。整理书稿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学生冯其庸与他的儿子周华斌的身上。当时的冯其庸,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而周华斌,只是北京第六建筑公司的一名青年工人。

这一天,是我开始从事戏剧史研究的第一天,整整12年了。

从民族文学转向戏剧史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选择一本好的入门书显得尤其重要,在几位教授的推荐下,我终于选择了《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作为通往戏曲史研究之路的入门书,因为好几位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名字:周贻白。

想尽各种办法终于买到《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当然要好好拜读。就在从双流县城回到学校的那天晚上,我借助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开始从序言读起。没想到的是,这篇由冯其庸先生所撰写的长序,一下子为我展现了一个瑰丽典雅的戏曲世界。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的序言里,冯先生深情回忆了他与周贻白先生的交往。上个世纪40年代末,冯先生迫于生计,在家乡无锡担任小学教师,就在他教书的小学附近,有着一所享誉国际的文科大学——被简称为“无锡国专”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它的创办人,就是“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的唐文治先生。除了无锡国专之外,唐文治还创办了另外两所大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和“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它们在日后发展成为了上海两所知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海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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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其庸十赴西域,探得玄奘取经之路。这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玄奘行踪考察成果。

说无锡国专“享誉国际”,洵非过誉。它不但拥有国际一流的文科师资——钱基博、章太炎、周谷城、胡曲园、夏承焘、饶宗颐、朱东润等等,而且还培养出了以钱伟长、钱仲联、冯其庸、范敬宜为代表的顶级毕业生。

在这些人中,唯独冯其庸求学无锡国专的方式最为特别。

70年前,战乱频仍,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无锡,靠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同样深受通货膨胀之侵扰。非但米价高昂,书价更高。求知若渴的小学教师冯其庸买不起刚刚出版的新书,只好在旧书摊里挑选自己喜爱的便宜旧书。

几次购书下来,冯其庸忽然发现,自己买的书的扉页,都有“贻白藏书”的印章。这唤起了他的兴趣,“贻白”是谁?为什么这个人收藏的书恰恰也是他最喜欢的?然而,为什么这个人会卖掉自己苦心收藏的图书?

通过多方打听,冯其庸终于知道,“贻白”便是当时执教无锡国专的著名学者、剧作家周贻白先生。抗战时期,周先生不肯委身日伪,并在“孤岛”上海进行“文化抗战”活动,遭受日伪迫害,一时断了经济来源,只好困顿书斋,靠售卖自己的藏书为生,最贫困时,自己每天只吃一碗馄饨。尽管如此,周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多部戏剧史专著与电影、戏曲剧本。

这是冯其庸选择无锡国专的重要原因之一,1946年,冯其庸顺利考入无锡国专,并与比他小七岁的范敬宜成了同班同学。

在时隔60年之后的2005年,周华斌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如是回忆这段历史——

“他(周贻白)在屋里憋了三年,靠卖旧书过日子,每天只吃一碗馄饨。最后,他终于写出了《中国戏剧史》。”

就当时的无锡国专的学生而言,冯其庸年龄上算是“老大哥”。

因此,周贻白先生对这位慕名而来的学生关心有加,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年轻的戏曲史学者,并将当时中国戏剧界最为杰出的两位学者——洪深与田汉介绍给他。在冯其庸先生的《怀念母校无锡国专》中曾如是回忆这段历史:

“田汉、洪深带着他们的演剧九队到无锡来排《丽人行》,因为老师向培良、周贻白都与田汉、洪深熟,所以带着我们不少学生到他们住处(秦淮海祠堂)去拜访,听田汉他们讲排演的情况。”

由于当时的中国,可谓是国破山河碎,冯其庸并未安心作为一名普通的戏曲史学者,而是转而投身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48年,周贻白先生为避战乱,移居香港,与沈寂、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作家一道,担任永华影业公司编剧,师徒自此分别千里。

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初肇,文化百废待兴,周贻白、洪深、欧阳予倩等一批文化人从香港陆续回到中国大陆,参与中央戏剧学院的筹建工作,成为新中国戏剧教育事业的拓荒者。而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冯其庸,已经先后从苏南行署、无锡第一女子中学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系任教。

对于赴人民大学执教之前的冯其庸,学界研究甚少。但有趣的是,这恰是冯其庸作为知识分子最有乐趣的人生阶段之一。据冯其庸本人回忆,期间他居住在无锡老家,与同样年轻的紫砂壶工艺师顾景舟结为好友,并为他设计的紫砂壶作品题字、设计,而且经顾景舟推荐,冯其庸又与其学生周桂珍、高海庚相识,2007年,步入耄耋之年的冯其庸还专门为周桂珍的紫砂壶艺术撰写评论《工极而韵,紫玉蕴光——周桂珍与紫砂壶》。这虽然在冯其庸成就斐然、著作等身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这恰恰反映了他重感情、有情趣的文人情怀、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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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冯其庸与叶嘉莹在人民大学

上世纪50年代,周贻白与冯其庸再度在北京相遇,当时的周贻白,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成为国内研究中国戏曲史的权威学者之一。而冯其庸,则刚刚在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系任讲师。师生在新中国文化建设期时的相逢,具体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然无从可考。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冯其庸虽然不以戏剧研究为主业,但却对戏剧研究仍抱以当年的热情。

1959年,冯其庸的剧评《三看“二度梅”》发表在《戏剧报》上,这篇文章从湖北汉剧名家陈伯华的表演艺术出发,探讨了汉剧在新中国的发展问题。发表之后便让和冯其庸有一面之缘的田汉看到了,田汉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戏剧领域里的发展潜力,于是又将年方而立的冯其庸介绍给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两位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吴晗。

有学者认为,冯其庸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理论家。因此,他对戏剧的热爱,乃是因为他是无锡人,此地是江南水乡,乃戏剧繁盛之地,窃以为此说较为偏颇。冯其庸所热爱的戏曲,并非是江浙沪一带的地方戏,而是戏剧体系的文化、历史与审美特征——譬如他第一篇戏剧论文便是汉剧。而且自此之后,冯其庸先后撰写了一系列的戏剧研究论文,如《麒派杰作<乌龙院>》、《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几个问题》等作品都受到戏剧研究界的广泛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冯其庸曾为1963年的中国戏曲会议撰写了一篇供与会人员学习的文章,这篇三万言长文,从“道德”的历史发展入手,谈到不同时期道德的阶级性,还从“清官戏”的角度提出“不主张将历史上的清官廉吏一笔抹倒”的观点。在大会上被集体学习之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要求冯其庸以此文章为底稿,重写一篇八千字的文章,以整版的形式刊发在《光明日报》上,这两篇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重视与阅示,它们也成为了新中国戏曲理论乃至政治哲学的经典文献。

冯其庸因此而跻身国内知名学者之列,并和钱锺书、冯至、张光年、季羡林等学者一道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主讲教师,其时冯其庸不过年方不惑,职称也只是讲师而已。

冯其庸先生是我高山仰止的学术前辈,但我何其有幸,与他都曾“问道周门”。此处所谓“问道周门”,乃是“周门”两代学者,因为我的研究生导师,正是周华斌先生。

周华斌先生与其父周贻白先生是国内戏剧史研究界唯一的“父子兵”,父子两代都跻身国际知名同行学者之列,这在“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界中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二位周先生都主张:戏剧研究不但要有坐冷板凳的“志愿军”功夫,还应有“大戏剧观”,要从历史、哲学、艺术等不同学科的宽泛角度来反观戏剧的发展,这种博雅治学的思想对“周门弟子”们影响深远。

就冯其庸先生而言,大家都知道他是敦煌学家、《红楼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学术启蒙是从戏剧开始的,并撰写了许多戏剧理论、戏剧史的文章,而且还整理出版了周贻白先生的遗稿。

师从于周华斌教授那两三年时间里,对于冯其庸这个名字,当然不陌生。冯先生与祝肇年先生、傅晓航先生、余从先生等几位“周门开山弟子”也成为了我们心中的治学为人的高峰。

我相信,只要是“周门弟子”——哪怕像我这样的晚辈后生,也听说过冯其庸先生等前辈学者重情义,有风骨的故事。1977年,周贻白先生去世。虽然“四人帮”已经就擒,并可以在八宝山为周先生召开追悼会,其时仍属于“两个凡是”时期,甚至周先生在讣告中被降格为“副教授”,病逝一周之后文化部的“平反批件”才下来,用周华斌先生的话说——“人已在太平间,头上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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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冯其庸与锺银兰、任晓辉在上海博物馆鉴定甲戌本

但冯其庸、祝肇年等几位“周门弟子”却积极地愿意冒着政治风险到周家协助周贻白先生的夫人杨钰女士料理周先生的后事。尤其是刚从“干校”回到北京不足五年的冯其庸,对于周贻白先生的遭遇显然更能感同身受,这种雪中送炭的风义之举,除了确实有救急的作用之外,而且也有一种符号学的特殊含义: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已经走过了十年浩劫的冰霜寒冻,将在新时期展现出一片云蒸霞蔚的历史风景。

就在这个的转折期,冯其庸不但协助周家料理了周贻白先生的后事,而且还与周华斌先生协助整理了《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并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怀念我的老师周贻白先生》。

确实,如果要对冯其庸的学术生涯做一个分界线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显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分界线。如果要更直观来看,“读秀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便一目了然:1977年之前与“冯其庸”有关的图书不过12种,而仅在1977年至1987年这十年中,与冯其庸有关的图书竟然达到了94种,进入到90年代之后,则可以用蔚为大观来形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冯其庸,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的文化重建事业当中。他立足古典文献学研究,在敦煌学、甲骨学、《红楼梦》版本学、中西交通史与戏剧戏曲学理论等学科内,均有蜚声国际的学术造诣,他与南怀瑾、饶宗颐、季羡林、叶嘉莹、钱仲联、黄永玉等文化巨匠们的唱酬,也成就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段段佳话。

如何定义冯其庸先生,这其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对冯其庸先生的定义,也是研究冯其庸先生的一个重要前提。

官方讣告的称谓是“著名红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这些头衔当然反映了冯先生在不同领域的杰出造诣,但是我认为,对于冯先生的诸多成就,一词即可概括:文人。

文人,既是周贻白、周华斌先生对于门下弟子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期盼,周贻白先生是文人,他是编剧、小说家,还是戏剧史学者,周华斌先生也是文人,他是画家、散文家,还是戏剧理论家,而且两位周先生都是极富正义感的学者。因此,周门弟子都以做一个“文人”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但在技术中心主义的时代里,“文人”这个读书人的基本理想,竟几乎成为了一种奢望。

冯先生从研究戏曲而入人文学术之门,多年来在琴棋书画、金石碑版、甲骨敦煌、版本校勘等各类领域均建树非凡,甚至在紫砂壶艺术、根雕艺术等“杂家”领域亦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而且待友热情、尊师弘道,这一典雅的文人情怀,在分工尤其明确、利己主义盛行,甚至将大学教师、科研人才视作“雇员”,尤其显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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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学术本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本身有着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它是与西方现代科学截然不同的两种体系,传承、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冯先生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打通诗书曲画的边界,并以博览众家的文化观相结合才可以实现,哪怕是研究戏剧,如果没有冯先生这样的学术视野,而只是单纯地就声腔而论声腔,就剧种而谈剧种,是不可能成为在戏剧研究领域内有较大收获的。

而且,传承、研究传统文化,看似易,行却难。传统文化是一种建构在一系列“道”之上的文化体系,它既包括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也包括治国之道、求知之道,它需要通过对艺术、文化、哲学与历史的反复审美与体验才能获得。因此,传统文化特别讲究道义,主张“修身齐家”,这与现代科学研究“唯求真”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文化不但向善、审美,而且还尚贤,要求文化人必须要有模范的操守与高尚的品格。这恰是“文人”这个词的核心属性,而冯其庸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我何其有幸,与冯先生同“问道周门”,因此,和其他学者不同之处在于,在我看来,冯其庸先生最大的学术成就便是在于继承了“周门”求知问学、为人处世的风格:既昌明学术,亦弘扬真知;既勇于担当,又厚道热忱,并且始终将文人情怀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想,这既是冯先生赋予我这些“周门后生”的精神财富,也是贡献给这个时代的文化遗产。

(感谢任晓辉先生整理提供照片)

冯其庸

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24年2月3日出生。2017年1月22日12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3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他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作出了成就,研究了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支架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所作书画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作者简介

韩晗,1985年出生。2007年起师从于周华斌教授学习戏剧史,2012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深圳大学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各类专著、译著近20部,主编大型学术文库“秀威文哲丛书”。

(2017.02.01-16 第0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