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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城: 中国戏曲的特色与现时代发展

中华英才 作者:王颖卿 2017-03-16 12:14

核心提示: 专访中国戏曲理论家、剧作家、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郭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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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最年长的一位,生于1917年的郭汉城先生再过几个月就将步入百岁之龄。虽然思维与表达依旧清晰,行动也独立自如,但因听力、视力的下降,郭老近来已不再出门参加任何工作会议或社会活动。“我已是‘隔断红尘三千里’了。”喜爱诗词的老人微笑着以诗句形容自己的足不出户,泰然的神情中也略有一丝无奈。他手边放着一份当天的报纸、几本新出刊的戏剧类杂志,“现在只有靠它们和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

与客厅一墙之隔,是老人以其命名著作的书房——淡渍堂。在了解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后,郭老表示,“还是多报道一些对当今戏曲工作有意义的内容。”他站起身,带记者走进书房,在装得满满当当的几大书柜、堆有书刊的书桌和地板上挑拣,不一会儿就选出几本。“不能出门看戏后,我已经不知道这一两年舞台上的状况,这是过去和近两年的一些文章,供你参考。”

捧着郭老的赠书静心阅读,记者的感受不止是获益匪浅,其中最感叹的,是前辈学者的著述堪历时间的检验。仅《淡渍堂三种》一书中,无论是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七八十年代的戏曲理论或评论文章,今日读来仍具有广泛的启迪与指导意义。但换个角度看,郭老的这份不过时,也说明了当今的戏曲艺术存在的问题。因此,回顾郭汉城先生对当代戏曲的研究成果,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戏曲从业者,不仅可以温故知新,而且是攀登巨人的肩膀。只是碍于篇幅所限,本文挂一漏万,更多丰富的内容尽在郭老的著作中。

中国戏曲的民族性光芒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中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重点任务和措施。其中有推进戏曲进校园、实施戏曲振兴工程、做好戏曲“像音像”工作、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推进数字化保存和传播、积极宣传推介戏曲走出国门等与传统戏曲相关的重要指示。郭老对中央的这一举措,表示“举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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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分为戏曲研究论文集、戏剧批评集、诗集、剧作集四卷的《郭汉城文集》出版,此书囊括了郭老半个世纪以来戏曲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全部精华,是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5年,包括郭汉城先生所作的理论文选、原创剧作选、原创诗歌选的《淡渍堂三种》一书出版,书中内容对当今戏曲理论研究、剧目创作等领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王颖卿摄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维系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根本。中国戏曲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戏剧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集中地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郭老指出,深刻认识中国戏曲的特色与魅力,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

丰富的辩证思想

中国戏曲的辩证思想渗透在戏曲的审美原理、艺术创造、观众欣赏等各个方面,处处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重整体协同、在对立中求统一的辩证观念。“那些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悲喜互待的美学概念,在相反中相成。它们可以把包括时间及空间在内的舞台上的一切,都夸张变形,都赋予灵活性,为解决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和生活时空的无限性这一根本性矛盾,提供了可能。”

郭老举例说,元杂剧《西厢记》的第一折,讲小僧法聪领着张生在普救寺内玩赏,张生有一曲唱词:

【村里迓鼓】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

“在这里可以看到,人物(张生)在小小的舞台空间内,就把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等游了个遍,体现出空间处理的极大自由。同时,随着空间不断变换进程中的情节发展,时间也相应地延长,又体现了时间处理的自由。”

郭老说,这个例子生动地表现出,虽然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等都不存在,但演员可以用游赏的虚拟动作表演出人物内心感受的佛殿、钟楼……人物把这种感受传达给观众,调动起观众的想象力,又成了观众的感受。“所以在戏曲舞台上,观众可以在三面虚空中看到,此际还是逶迤起伏的山峦,一转眼就变成汹涌澎湃的江河,一瞬间又化为万马奔腾的沙场……一切都在人物优美的身段表演和动人的歌唱中显现,且呈现出一种空灵飞动、有情有景、有形有神、若隐若现的隐秀之美,富有诗意的想象之美。”

郭老强调,这种写意的、虚拟的表演,在打破舞台时空的同时,本身也是按照戏曲内在美学原理辩证处理审美关系的产物。它使作家、艺术家在解决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和生活时空的无限性这一对永恒的矛盾时,处于主导地位。“西方的写实戏剧在处理这一对矛盾时,采取了模仿生活的被动办法,终究是消极的、有限的,甚至是不自然的。他们也在某些方面突破了生活时空的限制,然而他们对空间、时间的延伸或变化,一般只是在整个戏中进行调整,在一场戏中的空间和时间基本上固定,没有中国戏曲这种汹涌奔腾、冲决障碍的气势。中国戏曲这种贯穿着辩证精神和主动精神的民族特色,是对世界戏剧的一个贡献。”

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

除了辩证思想,乐观主义精神也是中国戏曲的特色,一般表现为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好人终于得到好报。“即使是悲剧,其主人公已经死亡,他(她)的正义事业或美好理想,也会在幻想中或在后继者的斗争中实现,如梁祝化蝶、青儿焚塔的情节,《赵氏孤儿》《薛刚反朝》《杨家将》的故事等等。”

不过,郭老特别强调,这些并不是廉价的情感宣泄,而是民族精神和历史经验在审美形态中的表现。中华民族从远古洪荒时代到文明社会,历尽了自然的困扰和社会的磨难,然而从未被困难所压倒。上古神话中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正反映了先民们与自然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种不屈服于自然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一直延续至今。”郭老总结,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与压迫者、剥削者、自然灾害以及一切邪恶势力进行了无数的、反复的、殊死的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树立起信心,不再把命运托付给上天。“中国人民这种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战斗意志,作为历史的记忆,长期留存在人们心中,并且曲曲折折地渗入各种文化形态,成为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中国戏曲充满积极乐观主义精神,总要把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直接体现在舞台上,正是这种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体现。”

鉴于有的人按照西方悲剧观念的标尺来衡量中国的戏曲,指责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是“光明尾巴”、“粉饰现实”。郭老指出,这种指责不公平,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认识的不足。

“因为在中国戏曲中,悲剧性和喜剧性往往交互存在,《梁祝》前半部的喜,衬托后半部的悲,后半部的悲又衬托最后‘化蝶’的高尚、美丽与纯洁;《薛刚反朝》中悲剧和喜剧两条线在交叉运行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其目的都是为渲染战斗意志和胜利结局。所以,中国的悲剧很难与正剧画一条明确的界线,要把《牡丹亭》明确定位在悲剧、喜剧、正剧都是很难的。但这正是中国戏曲自己的特点,也是优点。”

至于悲剧在现实或幻想中的胜利结局,郭老认为不—定是粉饰现实,二者不能笼统地画等号。“那些依靠斗争取得了胜利、伸张了正义或是浪漫主义地预示光明和希望,是不能算作粉饰现实的。”

“审美效应也是如此,绝不能笼统。”郭老说,美好事物的毁灭能产生崇高的美,激发起同情与怜悯,但美好事物的胜利、美好理想的实现,同样也能产生另一种崇高的美——力量的美、意志的美,激发鼓舞与兴奋。

广泛的群众性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最深根源就在群众之中,因此最广泛的群众性也就体现着最大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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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庚等戏研所老同事的珍贵合影

“中国戏曲就其本源和生存环境而言,是一种民间艺术,远至宋元南戏、杂剧,近至现代京剧、地方戏,它们都是在民间生长、繁衍、发展起来的,并且长期在民间活动。”郭老阐述到,从宋元以来各个时期兴建的戏曲舞台,至今还存在于我国南北广大地区的城镇、乡村甚至僻远的深山、边鄙。戏曲这种广泛的、连续的活动,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的精神联系。

“戏曲是人民的知心朋友,想人民所想的事,说人民想说的话。在世界各民族的戏剧中,中国戏曲是对各种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最具敏感性的戏剧,其根源就在它的群众性。”

戏曲的群众性,除了思想内容之外,还包括它的艺术形式。“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生动丰富,结构布局明晰。行当体制和程式表演使人物形象色彩丰富,节奏鲜明、强烈,在广场演出中远近观众都可看清,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郭老认为,这些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进入了现代化的剧场,也能继承和进一步地发展。“在今天逐步使戏曲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注意保持它的人民群众的知心朋友的地位,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