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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

中华英才 作者:王爽 2017-03-16 12:09

核心提示: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世界银行是做什么的?”

主持人阿忆突然提问现场观众,举手者寥寥无几。这是林毅夫教授《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新书推介及主题演讲活动的现场。

“刚才的问题我倒有点失望,你一开始介绍我到世界银行当了四年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从你的问题看,好像我到底做了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我那四年都是白浪费了。”林毅夫幽默地回应,引得现场笑声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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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5日,林毅夫带着新书《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并发表题为《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的演讲 

其实,在去世界银行工作之前,林毅夫的研究领域中并没有“援助”问题,作为世界银行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数十次前往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行程中,他有幸与这些国家的元首、部长、知识分子、企业家及普通大众会面,对他们的愿望获得了深入理解。“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

到世界银行之前,林毅夫觉得到“西天取经”来帮助自己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追求,但当他跑了很多落后国家后,发现所有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共同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自己的民族能够得到尊重,而他们选择的发展路径,大多是照搬西方经验。

“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它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这也是缘何林毅夫在1982年选择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86年取得学位后,又选择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的原因,自此,林毅夫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社会科学家。

但回国后,林毅夫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违背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有的基本原则。但他没有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归罪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归罪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不彻底等,而是放弃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构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

二战后,世界上200多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真正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台湾地区和韩国,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13个,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一步就跨过去了,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五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基本上按西方主流来做的没有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过程当中比较成功的,真正缩小差距的,基本上他们的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林毅夫说。

以为的“真经”并没有“修成正果”,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林毅夫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出现停滞和危机不断。”

发达国家以它的理论和经验为标准,让发展中国家照搬,结果并不成功,为什么?

在林毅夫看来,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是提出理论的人,对其所在国家社会的现象进行观察,了解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把那个逻辑讲清楚,就变成了理论。但理论都是对过去现象的描述,要知道这些理论对未来是否适用,就要看这个现象背后的条件是不是变化了。

2009年6月,林毅夫利用到世行工作一年时的一个内部讨论会,把自己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侧重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侧重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

“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倘若发展中国家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我们自己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道理是什么,根据这个道理来建议发展中国家,市场怎么发展,政府怎么发挥作用。发展援助也应该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

为“南南合作”寻求有效理论支撑

2016年4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林毅夫成为首任院长。9月9日,学院迎来来自埃塞俄比亚、柬埔寨、牙买加等27个国家的首批49名硕博士项目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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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与南南学院首任院长林毅夫,一同为南南学院揭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的

南南合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从地理位置上看,由于这些国家多位于南半球,人们习惯于称这些国家为南方国家。其起始于政治领域,发展于经济领域,是面对不平等的南北经济关系,由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为寻求共同发展而进行的合作项目。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会议发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40多年过去了,中国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仍是发展中国家,对南南合作仍然重视如初。

2015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议,希望推动南南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这也成为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中国对外承诺的重大援外举措。

虽然,经过多年合作与发展,南南合作取得重要成就,但对南南合作发展模式和道路的理论化阐释依然不足。目前,中国进行南南合作的理论基础,依据的正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而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比如修建水库、港口、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制造业方面等等,而此次,南南学院的成立,无疑将成为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

对于中国将为南南合作国家带来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林毅夫坦言,并不是对外投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机会,而是如何务实转型、发展经济的思路。“困扰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和产业结构,而是发展理念。西方的发展理念未必适合发展中国家。南南学院的成立,对于国家发展理论的总结和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发展理论的自主创新,也是对世界发展理论的贡献。如果能从这个思路当中结合当地的优势,我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然后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水平。”

2008年,世界银行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和迈克尔·斯宾塞,牵头二三十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理论基础并有很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增长委员会。

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增长委员会发现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一是开放经济;二是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三是有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四是市场经济或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五是积极、有为的政府。除此,他们还发现,成功发展的经济体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些完全靠国内的资本积累,像日本、韩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不欢迎外资,也不允许企业向外国借钱。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资进来的不少,但相对量来看不高,大概占国民经济投资的5%或6%左右,而有些国家,像新加坡则大量利用外资。

林毅夫坦言,“这五个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处方,就像中药材一样,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这五种药材,但单单知道药材,没有药方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每种药材如果用量对的话,它可能就是良药,如果用量不对的话,它就变成毒药了。对经济发展,我们不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还要知道有什么好的药方,这是一个在研究上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讲成功的要素,我们可以直接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然后就认为发达国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单单有那些条件是不一定能成功的。”

所以,林毅夫认为,必须清楚了解到底怎样的政策组合,怎样的政策思路,才能让一个国家成功,并且表现出这些特征,这也是他这些年研究并始终为之努力的方向。

发展中国家需要寻找内生力量

上世纪60年代,因工资上涨,日本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条小龙”来,帮助“亚洲四条小龙”实现了工业化、品牌化。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条小龙”同样面临工资上涨,然后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也使得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世界工厂。

而现在,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正处于让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窗口机遇期,如果将其外移,在林毅夫看来,可能会为全世界带来一个新的工业化浪潮,不仅有利世界发展,更是可以解决贫困问题。因为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为970万人,上世纪80年代,韩国在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人,而中国,是1.2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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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围绕产业政策展开面对面的辩论,此次观点交锋,不仅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还演变成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2010年,还在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的林毅夫,应邀到联合国世界发展研究院做年度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林毅夫提到了自己的这个研究结论,此后,他亦不断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经验。

当时,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453美元,又地处内陆,按世界银行的指标看,总体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在全世界排名皆靠后。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外商从未将之视为可以作为加工出口基地的国家,发达国家的买家也从没信心向埃塞俄比亚加工企业下订单。

但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所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埃塞俄比亚工资成本只有中国的1/8,而其劳动生产率则为中国的70%,国家以放牧牛羊为主,盛产皮革,在劳动密集的制鞋产业,应该具有比较优势。

埃塞俄比亚属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中,最有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国家,经历过古代辉煌和现代落后的反差,埃塞俄比亚人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

随后的2011年3月,林毅夫带着研究成果飞赴埃塞俄比亚,拜会时任总理的梅莱斯·泽纳维,那也是林毅夫上任后首次出访非洲。他向梅莱斯分析了其皮革制鞋业的比较优势,介绍了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创造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筑巢引凤”,以及政府一把手亲自招商引资、增加投资者信心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迅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经验,并建议其到中国针对皮革与制鞋业招商。

同年8月,梅莱斯利用到深圳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机会,亲自邀请中国制鞋厂商去埃塞俄比亚投资。

10月,东莞最大制鞋企业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亲自带队,前往亚的斯亚贝巴考察,他当场决定投资,并于20天之内,聘用130个埃塞俄比亚员工到中国培训。三个月后的2012年1月,华坚正式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鞋厂。不久,华坚生产的皮鞋,便装进了运往美国的集装箱。

“开始的时候两条生产线雇用了600个人,推行的方式就像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一样,全部两头在外,所有原材料从中国运进去,所有产品卖到国际上。2012年3月份产品开始出口,5月份变成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10月份公司开始赚钱,到年底雇用2000人,第二年雇用3500人,这在非洲基本上是神话。”林毅夫骄傲地介绍道。

华坚鞋厂立竿见影的成功,改变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买家对埃塞俄比亚的印象和信心。2013年由埃塞俄比亚政府出资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博莱拉明,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园,第一期规划建22栋标准厂房,到了年底8栋已经建成,其他14栋还在规划中,却未想到,年底这些厂房便被22家外国出口加工企业抢租一空。

尽管按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排名,埃塞俄比亚从2012年的125位跌到了2013年的127位,但上述难以置信的成功还是发生了。世界著名的大零售连锁商店像H&M、TESCO等也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了采购代表处。世界银行过去对建立工业园持保留态度,但2014年却破天荒地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2.5亿美元的40年免息贷款,支持博莱拉明工业园的第二、三期建设。

“以前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思路受传统思潮影响,希望发展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但先进产业一般不来,来了以后不仅需要大量补贴,而且无法创作太多就业岗位。这些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就业,最宝贵的资产是它们的劳动力,只有走这一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道路,它们才能够很快地形成竞争优势。”

让林毅夫更为欣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成功,也让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接纳和重视。

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和林毅夫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只为等林毅夫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会议回来面谈。后来,在林毅夫的帮助下,卢旺达首都一年间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成衣品出口企业,现在雇用人数超过1000个。“中国人讲思路决定出路,因此,思路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出路。”

2013年2月,林毅夫到坦桑尼亚访问,时任总统的贾卡亚·基奎特别邀请林毅夫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林毅夫对发展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其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2014年7月,林毅夫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特别给林毅夫颁发奖牌,以表彰其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世行工作的几年,林毅夫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世界银行30年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还要多。

所以,在林毅夫看来,真正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它们造血,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互利双赢,这也是超越发展援助命题真正的价值所在。

“按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务实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施政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以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该国的要素禀赋,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创造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来,都有可能告别过去的命运,开启充满活力的新篇章。”

对话林毅夫

“中国援非是互利双赢的”

记者:南南合作对中国普通百姓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可不可以说中国援非是在“穷大方”?

林毅夫:援助是互利双赢的,当然对中国也有很大好处。

首先,我们给非洲国家的援助当中,跟传统的发展援助不太一样。传统的发展援助大部分是赠款、低息贷款,我们大部分是贷款。但是我们的贷款也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因为解决了它的交通基础设施问题。交通基础设施是它们的瓶颈,又是我们的长项,所以这种贷款增加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产业的对外出口,对我们有帮助,对他们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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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北大精神的时代地标。林毅夫与张维迎同为这里教授,论见大相径庭却又协同工作,成为和而不同的典范

其次,我们民间到非洲国家投资,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国内已失掉比较优势,留在国内的话,工资不断上涨,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东莞或者江浙一带,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工厂一个个关掉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些产业投资到非洲国家去,对它们当然有好处,帮助它们从农业经济转成现代化制造业经济,它们可能像中国、东南亚经济这样快速发展;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企业到那边降低了成本,可能创造“第二春”,而且可以发展得更快,然后把我们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过去的计算方法,在国内生产才算是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指在国外生产创造的利润也是我们的,所以把我们能用的市场、能用的资源扩大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够成功,有一个道理,就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而且像这种发展合作,就是让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而且这些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起来了,给我们产业升级以后的这些产品创造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所以这是互利双赢的。

记者:南南合作中有没有急需改进的地方?

林毅夫:有一个非常需要改进的是,要会讲中国故事,其实我们在非洲国家做的非常多,对当地的就业、出口、各方面的增长都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用西方主流理论来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做教育,为什么不做健康,做这种跟投资有关的,还要收利息,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提出为什么要超越传统的发展援助的方向,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不富裕。

但是发达国家就讲,你既然要援助,就应该是赠款,应该是低息贷款,怎么还有很多硬贷款?我们就要解释,应该从成果来看这些活动,是不是真正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你过去给的钱很多,我们佩服。可是你没有解决它的贫困问题,没有解决它的就业问题,没有解决它的出口增加和现代化问题。而我们这些是互利双赢的,有很多是商业行为,没错,而且贷款是需要还的,但是我们能够真正帮助它们发展起来。

“我不会得诺贝尔奖”

记者:您的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是否会如他一样获得诺奖?

林毅夫: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基本上是由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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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5日,林毅夫与《超越发展援助》一书的合著者、在世界银行的同事王燕教授,一起分享南南合作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与未来展望

那么这相对集中的20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你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所以我的学生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写,不太容易发表,即使能够发表,我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出五十个人?因为我知道他们要是能够进入到1500人当中,一般也会推荐自己。

记者:您觉得什么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家会获得诺贝尔奖?

林毅夫:能够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那1500个人,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所以我倒觉得我们的年轻学者,如果能够沿着本土化思路研究本土问题,而且用初生婴儿的眼光看问题,不用任何现有的,不管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是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而是自己看这种现象,了解这种现象,把它背后的理论总结出来,这样的理论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真正作出贡献的理论。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记者:您曾推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怎么解释?

林毅夫: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方向,研究本土问题,用规范方法,写出来的成果,就是对经济学添砖加瓦的知识,就是推动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理论,应该就是前沿的理论,就是国际化的成果。

从亚当·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是很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出现时空的相对集中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一套简单逻辑,来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既然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够说哪个理论是伟大的贡献,哪个理论不是伟大的贡献?你不能从逻辑上来比较,实际上是根据你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贡献就大。那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作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21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作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

(2017.03.01 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