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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文的情怀 至美的境界

中华英才 作者:朱军 2017-04-23 11:58

核心提示: 纪念著名作家、戏剧家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

作为现当代文学河流上的一座明亮的“航标”,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上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并留下经典之作。他精心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在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为当代文坛提供了崭新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是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同时也体现出他特有的人文情怀与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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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大师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

汪曾祺,是一位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颇有建树的大家。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对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开风气之先,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是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同时也体现出他特有的人文情怀与人格魅力。

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弟,自幼受到儒家传统人文理想的熏陶,后又在西南联大学习,受到了一大批具有高尚人格操守的知识分子如沈从文、朱自清、废名等人的影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声称:“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这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浸润着几千年的古老文化积淀,绵延不绝。

作家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并在内容简介中写道:“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平心而论,这个评价的确一语中的,相当鲜明地揭示了汪曾祺散文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意蕴,只是汪曾祺散文影响之大、之深,或为读者所始料未及。在某种程度上,汪曾祺在中国文化散文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范例, 真正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有理由认为,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是新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而丰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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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汪曾祺

汪曾祺散文中相当一部分描写了自己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尽管世事沧桑,汪曾祺对民族文化的情感却愈加浓烈。单说中国的饮食,他就很惬意地纵横驰骋,把中国人的饮食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完全将自己的心沉入到其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在散文《故乡的食物》中他作了如下描写:“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出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上述描写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然而细细咀嚼,我们仍能捕捉到作者平静、悠然自得的心情。汪曾祺太安然于这份传统了,万事万物都在他笔下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美。

汪曾祺的散文题材涉猎极广,但写得最为精彩、最为传神的,当数他对家乡古老风俗的描绘,如《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鳜鱼》《四方食事》等,语态安祥,心态从容。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是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丹,常吃着它,可以永远处在旺盛的充满希望的童年”。在《故乡的元宵》《昆明年俗》和《水母》等散文中,他满怀兴致地描写了送麒麟、抖空竹、看走马、看围屏、铺松毛、劈甘蔗、嚼葛根等各种各样的节日风俗活动。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民间风俗,他笔下的民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

他在《水母》一文中描写道,水母是北方农村水宫供奉的水母娘娘,这位娘娘的金身只有二尺来高,是个地道的农村小媳妇形象。汪曾祺考证了她成为水母宫娘娘的美丽传说。他写道:“水母的塑像,据我见到过的有两种。一种是凤冠霞帔,俨然是一位娘娘;一种是这种小媳妇模样的。我喜欢后一种。”

汪曾祺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为什么喜欢小媳妇模样的而不是娘娘模样的塑像?或许因为她代表了一种民间的活力,是农民按自己的心中的理想塑造的神,代表了农民的诙谐。用汪曾祺的话说“这是一种含有人情味儿的民俗”。可见,汪曾祺对于民俗的喜爱,是因为他对民间活力的喜爱,因为这些来自民间的习俗,源于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期盼和向往,可以集中体现我们民族审美情结中的纯朴之美和生动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是真正的文体和语言的艺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自己散文的艺术品格: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章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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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和他们太接近了,作品一般不追求复杂多变、节奏紧张的风格,处处表现为一种节制、含蓄、淡远,宛如从奔涌翻腾的瀑布走到一条明澄清丽的小溪边,听那孱孱的流水,让人忘掉精神的疲惫而产生无尽的遐想。或许我们从中得不到一种生命的激越和鼓舞,然而我们有的是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汪曾祺散文的这种美学意蕴,适应了当代读者文化心态的调整,作者也在这个层面上寻到了真正的自我。

汪曾祺散文的体式丰富多样,大都没有定式,这也许与作者性情的疏淡闲适有关,读来却别有一番情趣。汪曾祺的许多散文大多介于山水游记和笔记体散文之间,在舒缓的描绘中将民俗风情、天文地理、文化变革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给人们以丰富的民俗学知识,从中也看到了明清小品文的韵致。

像《故乡的野菜》中,汪曾祺引征了大量民俗学的资料,并将几首民歌附录在内,让人们分明感到历史的静默无语,富有哲理色彩。汪曾祺散文充满魅力的是它的语言艺术,作品语言简约生动,朴拙而又高雅,兼得古代散文的洒脱、洗练,余韵袅袅,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汪曾祺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的诗化。这种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很大,逻辑性并不很强,能充分地展示作者的主体意识。如在《湘行三记》中他写下如下一段文字:“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园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树叶细碎,姗姗可爱,真是所谓修竹。虽都不粗壮,而都甚看。……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整段文字显得十分雅洁、清幽,营造出一种淡远的意境,多用四六句式、琅琅上口,表现了汪曾祺十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汪曾祺还同时注意吸收民间大众的语言,为我所用,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种典型的老北京语言,活脱脱地现出了胡同文化的特色。汪曾祺还有许多记载家乡风俗人情的散文,常融进民歌民谣、笔记记载等,文风活泼、自然,从众而又脱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读者读完后往往难以复述这篇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起伏高潮。留给读者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汪曾祺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比较松散、舒放自由,随意写去,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他的小说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天文地理等等,这些都削弱了小说的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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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沈从文

读汪曾祺的小说,都有一种随笔似的自由和亲切,有时竟被他绕进去了,感觉不到是在读小说,颇似真实的生活,如《徙》《云致秋行状》等小说,他并没有把它们放到散文中去。“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带来了小说观念的更新,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趣味。

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散文的特点,按他自己的说法,所谓小说中的散文成分,即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因此,我们仍然会把那些很像散文的作品当小说来欣赏。

读汪曾祺的小说,像和读一篇散文,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很少矛盾冲突,与其说汪曾祺在说故事,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种意境,营制一种氛围,渲染一份感觉来得更恰当,人物只是这个大背景下的剪影。

他的小说《异秉》《受戒》和《大淖记事》。读者很难说清楚王二是个怎样的人?受戒又说了些什么?《大淖记事》算是有故事了,但主角在后半部分才出现,前半部只是环境的描写。作者先用简练而优美的文笔细腻地临摹浓浓的地方风情和人物生活的真实情境,描绘得非常优美,画面十分形象艳明,极具魅力和特色;然后将人物放置在这个特定而且鲜明的环境下活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多是粗笔勾勒,但因为环境的真实、典型,反过来又衬托出人物的丰富和饱满。看完后,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真实的生活情景和迷人的地方风情,汪曾祺的小说,更像一幅风俗画,一首抒情民谣。

《大淖记事》中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故事虽然是小说的主要情节,但占小说的篇幅也不过是一半。而且,小说总共六节,主人公直到小说第四节才出现。这种比例是作者有意为之,与《受戒》轻描淡写、简要描述主要事件“受戒”,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正可以视之为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具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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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中)与吴祖光(右)、王蒙(左)

小说《受戒》情节很简单,小说题目是“受戒”,可直到小说的最后,才用了极少的篇幅写主人公小和尚明海受戒,而且小说此前的叙事并不指向这一结局。如果分析作品的情节线索的话,可以说小说展示了明海与英子的情感由两小无猜到春情萌生再到相互表白的过程。因家里人多田少,明海通过舅舅的关系当了和尚,住在荸荠庵,这里紧靠着英子家。荸荠庵并无多少清规戒律,明海一有空就到英子家中帮忙,他以聪明能干博得了英子一家的喜爱,常帮着干些杂活,画画花样,和英子一起薅草、牵牛、采集荸荠。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英子在陪明海受戒回来的路上,以她的方式表白要做明海的老婆,明海答应了。

小说《受戒》大部分笔墨似乎不是在写这个青春的故事,而是插入了大量的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譬如,小说中写当地出家当和尚的风俗,写荸荠庵里的几个和尚的特点,写三师傅的聪明能干和善唱富有性爱内容的乡曲小调,写和尚与妇女私奔,吃肉娶妻,写英子一家殷实的生活等等,充满了野趣和情趣,一派僧俗不分、自由自在、其乐融融的景象。明海和英子的故事,成为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情窦初开、两情相悦,淳朴而天真,顺应着自然的召唤和启示,充满了浪漫色彩和人世间的温情。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少有矛盾描写,很少人物冲突,更绝少情节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所以他的作品便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故事情节消解了,人物也只是陪衬,往往只是人物的素描。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是在小说的气氛中体现出来的,但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却能让人过目难忘,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

从汪曾祺的小说内容来看,他写人写事,目的其实是写生活,而主要不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繁多,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和下层知识分子,这些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承担了感天动地的悲壮,小人物多是小事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执著坚忍,随意而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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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高邮

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除了用两个章节概述了“两丛住户人家”不同的乡风民俗,不同的过场人物外,还在第四节巧云出场前,用三分之一的笔墨,交代了巧云父母的故事。接下去的三分之二的笔墨,也并没有花在主要故事情节上,而是概述巧云的简单经历、长相、性情。主要人物与她的主要故事所用的笔墨都极俭省,而并不减弱巧云在小说中的主角地位。

这种举重若轻、蜻蜓点水的笔法,与传统小说浓墨重彩于人物描写(包括肖像、言行、心理等描写)、故事情节的笔法完全不同,具有散文写人勾勒线条、不求形似而求神似的特点。

大量的风俗描写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而风俗主要保存在民间社会。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抒情性,但不是通过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正是通过对田园牧歌般的风俗的描写,营造意境,类似“借景抒情”。

汪曾祺的小说中的写景,主要就是对风俗的描写。如在《受戒》中描写荸荠庵的布局、小英子家的布局、善因寺以及这些环境中的种种人物、行状的描写等等,这并非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闲笔,而是相当有关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背景,是主要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补充。

汪曾祺曾说,“气氛即人物”,因为没有这样的气氛,便没有这样的人物。倘若没有荸荠庵与庵里和尚生活的介绍,如果没有小英子家那样的家庭气氛,小英子活泼开朗的性格便也不真实。如果没有庵赵庄那种不受戒律约束的整体生活背景,小英子与明子之间无拘无束清纯自然的初恋也就失去了依据。

对善因寺的描写,是汪曾祺小说风俗风情描写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宋人笔记”的风格。在此,风俗风情描写与人物的关系,作者用“蜻蜓点水”的笔法一笔带过:善因寺显然不同于“荸荠庵”,它给人一种压抑,但小英子无疑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么庄严肃穆的地方,小英子依然发出呐喊,象征着不受羁绊的人性的坚韧,象征着在自然田园中生长生活的自然之子蓬勃不屈的生命力量。

汪曾祺散文化的小说,毕竟不同于散文。散文写风俗,风俗便是主体,而汪曾祺小说写风俗,风俗则是气氛与背景,是人物生存的环境。敢于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一方面是因为汪曾祺学养丰富,文学功力深厚,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而汪曾祺又把风俗叙述得似小说般引人入胜,小说结构如暗流涌动,不见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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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部分作品

汪曾祺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人为的戏剧化,过于巧合的故事化。因此,他的小说散文化,也可以说是生活化,是高度提炼的生活化。

汪曾祺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的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无疑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小说的诗意要靠情绪、气氛、境界、语言等主观化处理传达出来。

当代文学处于剧变之中,作家的创作应该站在全新的高度,将各种新的审美意识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作为现当代文学河流上的一座明亮的“航标”,汪曾祺在小说、散文、戏剧等多方面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并留下众多经典之作。随着岁月时光的流转与时代变迁,它们必将会在文学发展的洪流中绽放出更加炫目的光芒。

(2017.04.16 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