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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骨子里格外坚硬

中华英才 作者:志飞 2017-06-02 11:20

核心提示: 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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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在老舍塑像处

舒乙,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

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

奔走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要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展现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的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舒乙曾和自己的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写作的抗战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执着精神人们褒贬不一,有的人热烈响应,反响强烈;也有人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雅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后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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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全家福 1946年初摄于重庆北碚。左起:胡絜青、舒乙(后)、舒立(前)、老舍、舒雨、舒济

早年前的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位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惟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但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记者觉得自己好像成为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那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干部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记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谈到父亲时以“先生”相称

老舍曾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实际上,老舍非常热爱生命,他最后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天,还是选择离开。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绑到国子监孔庙批斗,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后又被继续毒打至深夜。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下被接回家。第二天,老舍独自前往太平湖,以一句“跟爷爷说再见”向孙女作了人生的最后告别。在太平湖畔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于深夜时刻投湖自尽……

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老舍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告诫世人,他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拥有宁折不弯的正义坚定的人生态度。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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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与于滨结婚照(1961年国庆节)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于是,“大文豪为子起名一笔解决”成为佳话。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1978年6月3日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曾在胡絜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这个批示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今天,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1984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舒乙回忆,老舍平时在家是严肃而沉默的,因为他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写作,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还在写。舒乙说:“他写得慢,字斟句酌,年轻时候一天写3000字,年纪大了只能写1000字。”当完成了一天的写作,若逢有朋友到访,老舍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非常热情、幽默。“他有一肚子故事,非把你逗乐不可。只要老舍先生在场,其他人都不用说话,听着就行,他的笑话永远讲不完。”舒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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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老舍全家福(左起:长女舒济、次女舒雨、老舍、小女舒立、儿子舒乙、夫人胡絜青)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道: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11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150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95%都是真实的。

“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与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专门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舒乙说,“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10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老舍有非常朴素的创作观,他生前拒绝对自己的作品有任何拔高的评价。

捐出来与展出来是家教

对于舒乙的婚姻,老舍完全尊重舒乙自己的选择。婚礼那天,他送给舒乙一幅亲笔书写的大条幅,红纸上8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舒乙从地上将它们捡起来收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但是老舍先生留给舒乙的最珍贵的礼物。

在花甲之年,舒乙才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的画风颇为独特,画中典型的意境是“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呆情”。谈到绘画,舒乙说,尽管母亲胡絜青是师从齐白石、于非闇两位大师级的国画家,但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在画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相反并没从技法上受母亲一点影响。父母的家庭熏陶对舒乙来说是迥然不同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舒乙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身作则;而母亲则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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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胡絜青与3个孩子于北平

“老舍先生不懂画,但评画却一流,他的鉴赏力极佳,常对着一张字画品头论足。我从中就潜移默化地知道了许多艺术标准。而我母亲则日日作画写字,她收藏的许多书画图册我都看过。母亲会大写意,也会工笔,她有一个独门是画‘菊花’。国画的题材本来很窄的,但她有很多发展。”谈到个人的心得,舒乙说,“从我个人来看,我能画画要得益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我觉得画画的人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双眼睛能从平凡中发现生活中的情趣,这种情趣先感动了自己,经过长期思考后选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表现。”他认为,无新意的画不是好画,画画是传递新的东西、新的意思、新的情感。“换一双眼睛,什么都能成画。画画让我发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美丽和有意思的东西。”

舒乙的《西北的田》《窗前小草依旧绿》《卢森堡公园》《小猫爪》《老爷树》等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展览时,均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画作题材广泛,色彩鲜艳,贴近现实,文学性浓郁,常常有奇思妙想和艺术性的表现,突出表达生活中强烈的感受和新鲜的灵感,美术界权威人士称舒乙的画非常有“笔墨情趣”。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记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有一天突然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可谓一脉相承。

他归纳自己的作画心得——就像鲁迅先生创作阿Q形象一样。先是“静观默察”,在生活中观察;之后“烂熟于心”,对观察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凝神竭想”在内心琢磨表现的方法;最后“一挥而就”把意思表达出来。

近些年来,老舍的后人将老舍的不少藏画无偿捐赠了出去。“老舍生前藏画不叫收藏,叫‘积藏’,就是不要藏起来。”对于持续捐出老舍生前遗作与藏品,舒乙说:“捐出来,展出来,这是老舍、胡絜青的家教。”

常常有人在介绍舒乙时,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往往这时,舒乙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他们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是的,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而且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很“为难”的。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也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2017.05.16 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