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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明:红学研究无需定于一尊

中华英才 作者:王爽 2017-08-17 11:57

核心提示: 本刊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孙玉明。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对红楼梦的研究永远不会统一,不能强求研究的同类化,哪怕从《红楼梦》里找出一个字来研究,也是对红学的贡献,学术没有定于一尊的,红学研究更需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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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您,心中最有味道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什么,我猜您会说《红楼梦》,对么?”采访之初,记者似乎已笃定答案。

“我最喜欢《聊斋志异》。”孙玉明笑了笑,给了记者一个意外的回答。

对聊斋的偏爱,他并不回避,“优美凝练的语言、凄美的意境,曾让我如痴如醉”,20年前,他创作小说《仙狐居士蒲松龄》,便是对其心之所往最好的注释,一开机便付印2万本,更是对其才华最好的见证。

尽管,当年他立志从事《聊斋志异》的研究,但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红学的大门,自此便成了“一朝入红楼,终生不醒者”。所幸,端上红学的“饭碗”,同样是其兴趣所在。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位红学研究者心中都藏着不同的《红楼梦》。

“《红楼梦》里大多数篇章都特别美。”讲到喜欢的段落,孙玉明的眼神、声音、情绪都似入戏的状态,那份瞬间被点燃的饱满激情,很容易感染对方,而他自己竟浑然不觉。看得出,他对《红楼梦》的体悟和情愫,已然融入了生命的挚诚。一次,在大观园讲座,讲到黛玉临终时紫鹃的表现,他竟当众动情落泪,“字里行间的人生况味最能触动我,如果说最喜欢的人物,紫鹃当属,她的义气、无私和真诚最是可爱……”或许,正是这种种的耐人寻味,让他无怨无悔地在红学路上托付了终生。

1989年,孙玉明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工作,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这一干便是28年的光景,都说搞研究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可他却享受其中,写得畅快淋漓。

时至今日,他完成的包括学术论著、小说、剧本、古籍整理、文献翻译在内的作品超过了900余万字,成绩斐然的同时,他也成为红学界少有的“全能型”学者。有人说,学问做得足够好,学问本身会反过来滋养你的生命,不知这样的推断,是否可以用来佐证孙玉明的包容与洒脱。

孙玉明的微信标签是“知足者常乐”,给自己的书斋也起名“常乐斋”。他讲,一个人活着,要睡好、吃好、玩好,然后再干别的。他愿意享受生活,也力求能够在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中,寻找到更为舒适的状态,所以,他不勉强自己,也不愿强加于人,这很像他对红学研究的态度,“每个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学术,学者个人兴趣不同,角度自然不同,不能强求彼此研究的同类化,哪怕从红楼梦里找出一个字来研究,也是对红学的贡献,学术没有定于一尊的,红学研究更需兼容并包。”

在诸侯林立、纷争不断的红学界,孙玉明算是颇为低调的存在,他坦言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不是抵触,而是避免被断章取义引起不必要的争辩。对其个人学术上的误解,他也甚少回应,“心胸决定了很多事情,争来争去没有意义,不如潜下心来认真做研究。”在他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性所在。

失去与拥有,包容与取舍,都是事物的两面,惟有将两面结合,才是真正体会到了全部的人生。

用文学之美铺陈学术之思

谈走向文学之路:“人生不能太顺,有点坎坷是好事”

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欢喜的遇见,而孙玉明和《红楼梦》的遇见,虽非一见倾心,也算再续前缘。

1975年,在开封当兵的表哥回乡探亲,表嫂带了一套四卷本的《红楼梦》,那是孙玉明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样子,“也只是看看,却无缘拜读”。1979年,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校园的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1980年的春天,是我第一次真正阅读《红楼梦》的开始。”

“当时,同学们说我是红学家,我还很生气,受批胡适、批俞平伯的影响,就觉得红学家是坏人,很无知。”谈及往事,孙玉明笑了。当时的他,自然没有想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图景,正是在与“红学家”的称谓中相伴而过。

看孙玉明在梳理俞平伯的红学历程时,笔调常常落到“人生宿命”上,似乎总有很多的“巧合”与“注定”。我想,人于巧合,巧合于人,大概就是一种该来就来的命运吧。

上小学四年级时,正值邓小平复出分管文教工作,当时教育备受重视,孙玉明每周可以写一篇作文,大多数情况下,还被当作初中生的范文,“当时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作家。”上大学时,别人醉心读外国文学名著时,他却偏偏不喜欢,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借了三次依然没能看完,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却痴迷得一塌糊涂。

生活,大概就是一半惊喜,一半遗憾,明明有志于中文,却阴差阳错进了外文系,学起了日语。走进理想的岔道,似乎在通往孤独的小岛,但今天看来,很多的安排自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必然。

后来,他用日文写散文,因在日本赢得优秀奖而获赠大量图书,他从中挑选了森村诚一的小说进行翻译,14万字的译著成就了他人生第一个翻译作品。

再后来,他出版了《日本红学史稿》,“一般的,搞《红楼梦》的不懂日语,搞日语的又不懂《红楼梦》,日本人写《红楼梦》是站在日本文化的高度,但《红楼梦》是中国的,我以中国的红学和日本的红学对比着写就形成了自己的角度。”可以说,这部书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虽历经颇多不易,但却成就了首部系统研究日本红学的学术专著,不仅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海外平台,也引领了《红楼梦》在国外传播、翻译、研究的热潮。

对文学的执着,并未因一次次的错过而弱化,而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中,成就了更为丰厚的自己。

当年大学毕业,没能考上中文系的研究生,他被分配到咸阳西北轻工业学院教日语,学校三年之内不允许考研,他所幸利用这三年时间,看了大量有关文学史的书籍,“我就把文学史反复精读,比如,我读屈原这一章,就把有关屈原的大量原著和研究屈原的专著配合起来同时阅读。”正是这样的功夫,累积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所以说,人不能太顺,有点坎坷是好事。”

后来,在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又完成了8万多字的人生第一部自创著作《人中的丑类——奸佞》,随后参与了《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的编写和《历代文献精粹大典》5万多字的选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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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斯洛伐克——中国友好协会和斯洛伐克欧洲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大观园文化沙龙”,在布拉迪斯拉发城郊的Vajnory隆重开幕,孙玉明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前排右一);前排左二:斯洛伐克文《红楼梦》翻译者玛丽娜·黑山;前排右二:玛丽娜·黑山之兄、时任斯洛伐克议会副议长伊万·黑山;前排左一:玛丽娜·黑山之弟、前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理杨·黑山

很多时候,天赋是需要勤奋呵护的,当年受邀编著《武侠小说大辞典》时,他一个人整理了古龙100多部武侠小说,这样的阅览,激发了他对武侠小说浓烈的热爱,随后相继催生了他的长篇小说《断肠绝情酒》《梦断江湖》的诞生。此后,他又受邀为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撰写谈武侠的文章,“灵感来的时候,一个通宵可以写15000字,写的手都拿不住笔,但不敢睡觉,就怕灵感没了。”

那个阶段,创意、创作的激情滚滚而出,《戚继光》《永乐大帝》《大唐天子李世民》《大唐娘子军》《游龙戏凤明武宗》《黑寡妇山的传说》相继开篇,“我不打草稿,直接写,精力非常旺盛,为电视剧《花姑子》写剧本,我是一晚上敲出一集,写得越快,写的就越好,简直如有神助。”

创作思维和研究思维的交织,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让孙玉明在红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不仅相较于一般学者,在解读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文学手法等方面更显独到,也让他的学术著述充满了人情味和文学之美。

“当时的俞平伯,已然成为了大陆红学界的第一号人物,他的文章,自然不会没有发表的阵地。既然对外发表有问题,那么就来个出口转内销。”当记者在《红学:1954》看到这一段时,忍不住笑了,类似的风趣幽默,书中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大量散文般优美的表述,都让阅读充满了美感。

当记者一气呵成读完时,就感觉自己似那场运动的当事人,走入被作者复活的历史情境中观察、体验,最后又像局外人般抽身离去,回到现实驻足反思。难怪有网友评价,像侦探推理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这种愉快的阅读体验,大概是对一部严谨学术专著所展现的文字功底的至高评价吧。

用思想还原历史中有血有肉的生命

谈《红学:1954》:“写这本书需要足够的勇气”

“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历史,却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在《红学:1954》一书中,孙玉明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这本书2003年出版,是孙玉明第一部关于红学论述的专著,于他本人也好,抑或于整个红学史研究而言,意义都非比寻常。

1954年的“红学运动”,是建国以后政治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学术,对此后的红学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关于此段历史反思与回顾的著述屡见不鲜,甚至不乏当事人的口述实录。尽管,作为一个红学研究者来说,那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但在事、史、论三者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性的再挖掘,却非易事。

而孙玉明能够从红学史角度,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深刻评判,当属红学专著的首次。所以,直至今天谈及,孙玉明仍坦言“写这本书是鼓了很大的勇气的”。

1989年进入《红楼梦学刊》后,需要阅读大量的红学史料,因深感查找资料之苦,孙玉明产生了写红学论争史的念头。但从酝酿到出版,还是经历了颇多的心路历程。

“‘红学’何其深奥,才疏学浅的我怎能完成这项重任,1996年初我很干脆地敲起了退堂鼓……心里的想法,师友的鼓励,又使得我欲罢不能……又过去两年,依然不能开笔……最后在师友们的催促下‘挥戈上阵’……”这段记述完全可以窥见孙玉明复杂而纠结的心境。其实,即便在今天看来,一个进入红学门楣时间并不算长的年轻人,在当时敢于以此成书,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成书过程中,对于上世纪50年代掀起的胡适、俞平伯批判运动的反思和研究,孙玉明尤为注意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为此,他亲自调查、采访,用大量一手材料揭开了历史的迷雾。

但他又极为关注历史舞台上各种人物的命运和心灵感受,甚至以“倘若元月份俞平伯顺利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学习几年,他对《红楼梦》的兴趣是否会渐渐减退呢?他是否还有充足的时间著书立说?”等诸多假设情境,来表达个人在政治运动中难以保持自由意志的无奈。

在写到批判俞平伯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晦与浦江清虽然也在批判俞平伯,但替其开脱的意思非常明显时,孙玉明写下一段话:“厚道人总是说老实话, 倘若知识分子们都像他们那样,也许就会避免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起码,也不会折腾得那么凶。良知,永远是衡量人的一个标准。”这饱含了一名学者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份难得的良知的表达。

作为一个旁观者,孙玉明无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来评述的。他的笔触里,有批判中的理解,亦有否定中的肯定,更有斥责中的宽容和反思中的悲悯。他在解剖当时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政治面貌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同时,也触及了一些包括当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书中,记者看到他引述了很多批判文章,而这些作者中,有很多都是他极为崇敬的长者、师者,但在引述时,他还会给予评判,甚至批判,在孙玉明看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做学问,首先要求真,“即使对同一个人,我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评判,主要还是看其在具体事件中的表现。写书而不带感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内心对他们的崇敬依然,只是就事论事,并无其他。”

正是抱着还历史以真实的态度,他的书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各种褒扬纷至沓来,不仅迅速在京、沪两地各大书店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更获得两项院、部级大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之一。

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素材中,形成有血有肉的生命。尽管,其中的内容也会不时引发争议,但于孙玉明而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他愿意做那个守护真相的人。

用行动助力红学研究的推广和传承

谈《<红楼梦>赏析》:要让所有红学爱好者看得懂、用得好

中国艺术研究院行政楼的4层,有一间孙玉明的办公室,不算大,却堆满了一屋子的书,陪伴了孙玉明整整28年的《红楼梦学刊》就静静地摆在那里,从30个人到8个人,从普通编辑到副总编,从季刊到双月刊,从铅字印刷到胶版印刷,从恭王府的天香庭院到这里……他见证了《学刊》的成长,也成就了自我的红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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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红学生涯,孙玉明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研究红学,一个是推广红学。他策划并做客“百家讲坛”的“话说《红楼梦》系列讲座”,并常年奔走各大高校与莘莘学子漫谈《红楼梦》,“学术不能普及,但学术成果可以。红学研究也应唤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红楼梦》的阅读兴趣。”

仅仅一个5月份,在工作异常繁忙的状态下,他依然跑了5所大学给学生们做讲座。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红楼梦》,孙玉明却觉得不尽然。3月份,他在湖州学院做讲座,1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为控制人数,学校不得不卖票,即使这样依然一票难求。中科院怀柔校区,他去了两次,每一次都被学生们的热情感动,楼道里、讲台边、身后处,全部都是学生。

“普及型、赏析性的讲解,他们很喜欢,还是要用当代人的视角,对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呈现,别让名著与‘枯燥’、‘沉闷’划上等号。”

为让不同层次的《红楼梦》爱好者有一个好的赏析体验,孙玉明著述的12卷本《<红楼梦>赏析》系列的第一卷已正式出版发行。因《红楼梦》版本复杂混乱,所以,《赏析》极为注重版本的校勘,以最接近文本原貌的庚辰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甲戌本、己卯本、列藏本、蒙府本、甲辰本、戚序本、舒序本等,以便《红楼梦》爱好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解读原文,“我会对比一个选出我觉得最好的,最符合原意的”。比如:

原文: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尤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

赏析:“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戚序本、蒙府本缺“摇摇的”三字,虽然也说得通,但却缺少了神韵。梦稿本、甲辰本为“摇摇摆摆的走了进来”,绝对不符合林黛玉的形象,而有些像大街上的流氓痞子、泼皮无赖大摇大摆走路的姿态。而“摇摇”二字,则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符合林黛玉“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特点。针对“摇摇”二字,甲戌本有侧批特意点明:“二字画出身。”

从版本校勘出发,做注释鉴赏,《赏析》算是首次,同时全书以文本段落为单位,按“原文”、“注释”、“赏析”顺序进行了编排,还对重点词汇、生僻词汇、俗语、典故一一进行阐释。《红楼梦》所涉及的学术问题,严格来说已超越“赏析”范畴,但孙玉明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将学术与鉴赏融合,在润物无声中揉入了家世、版本、探轶等红学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以,《赏析》不仅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也兼顾了初读者与资深爱好者的不同需求。

因该书集原著、辞典、赏析功能为一体,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兼备,普适性与工具性并举,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新、最权威的《红楼梦》赏析版本之一,而面对如此高的褒扬,孙玉明本人却并未接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能自视甚高,说自己的是最好的。《赏析》系列出书,不是最终目的,我的终极目标是远程教学,然后再出录音录像,以现代人更便捷的方式,去传播和推介。其实,无论哪种形式,只要大家愿意捧起书本读下去,就是成功的。”

很多人评价,孙玉明是一个有情怀的学者,而他却和记者讲起一件往事。

1997年8月12日上午,编辑部迎来一位耄耋老人的到访,孙玉明如惯常一样热情相迎,老人问了孙玉明的名字,还就红学相关问题和他探讨了一个多小时。很多天后,孙玉明才听说,老人正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当时,我还傻乎乎问老人家,是坐公交来的,还是搭出租车来的。老人家回答:‘我们有车’。这事后来都成了朋友们的笑料。”

卓琳是《红楼梦学刊》的忠实读者,让孙玉明感动的是,知道《学刊》办刊困境后,老人主动为《学刊》筹款50万元,当提出给她寄赠《学刊》时,她坚持不受,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从邮局订阅。这件事过去整整20年了,至今提及,孙玉明依然感怀。

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做人要有一颗平常心。当老师,他亦如此。课下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上严格要求,据学生讲,孙玉明改论文,一篇论文不仅要修改六七遍,且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检查,“一个标点就可能引起句意的变化,要让学术研究有信服力,学术态度首先就得端庄。”他还以包拯断翁隆家事案为例,给记者讲起他缘何如此重视标点。在他看来,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的就是求真严谨的态度和一颗平常心。

对话孙玉明

“不要把《红楼梦》当作百科全书”

记者:《红楼梦》博大精深,一名专业的红学研究者,需要驾驭文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医药学等多个学科么?

孙玉明:不需要,作者不是为了写这些东西而写,建筑、美食等都是为文学功能而服务的,是为了情节发展,为了人物形象塑造,为了气氛营造,不要把它当作百科全书,它是小说,有虚构、有夸张。

记者:您怎么看《红楼梦》的漏洞与矛盾?

孙玉明:红楼梦漏洞很多,比如排行错乱、人名错乱、时序错乱、人物年龄忽大忽小等等都很明显,但是出现的原因是,一是曹雪芹没有最后修改完成,二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这个很正常,毕竟不是成品。

记者:您如何评价《红楼梦》后40回?

孙玉明:我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如果没有后40回,阅读的感觉就是吊着心,后40回起码给了一个答案,总体完成了悲剧结局。续补的作者对贵族生活不了解,对前80回也没有很好地把控,很多地方弄错了,比如前80回黛玉葬花是在沁芳闸桥的墙根下,后40回弄到了沁芳桥,这里人很多,她不可能在这地方哭。

记者:红学研究需要分主流红学和民间红学么?

孙玉明:学术成果可以普及,但是学术研究不可以普及。就像我们人人可以享受电脑,但没必要人人会造电脑、会“编程”一样。主流红学和民间红学之分,是一个伪命题。学术没有主流和非主流,只有真学术和伪学术之分。

记者:有人说,当全民族都喜欢《红楼梦》的时候,在公交上看到有人读《红楼梦》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您认同这种看法么?

孙玉明:我历来反对这种绝对化的言论,14亿人口不是非要都读《红楼梦》的,要看个人兴趣,《红楼梦》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更适合文人在案头慢慢品味的。

人物简介

孙玉明,山东省诸城市人。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1989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2004年11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学术功底扎实,思维缜密,风趣幽默。著有《日本红学史稿》、《红学:1954》、《<红楼梦>赏析》等学术著作。

(2017.08.01 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