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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宝林:中国民间文艺学泰斗的至美情怀

中华英才 作者:朱家雄 2019-02-02 22:40

核心提示: “民俗是一种生活美,它不光是历史,也是现实的生活的方式,是当时当地人认为的最好最美的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也讲过这样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觉得特别好。”

“民俗是一种生活美,它不光是历史,也是现实的生活的方式,是当时当地人认为的最好最美的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也讲过这样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觉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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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段宝林在西藏

1934年,段宝林生于扬州(当时称为“江都”)东关街一个小康之家,在当地开钱庄、米店营生。1939年冬,日本鬼子来后,因被土匪抢劫,祖父不幸去世。1942年,段宝林8岁时,父亲去世,10岁时,母亲去世。正在上小学的他由此成为孤儿。所幸外祖母对他很看重,送他在扬州教会办的最好的达德小学继续念书。1945年,段宝林考入私立扬州中学,不久转学到崇德中学,初二时又转入省立淮安中学就读,其间曾获全校英语演讲比赛第三名。初三他转入江都县中。之后考入全国名校省立扬州中学读高中。

踏上文学圆梦之旅

1949年1月扬州解放。正在读高二的段宝林萌生了想去参军的强烈愿望。这年的10月,他如愿以偿。入伍后,先是在苏北军区机训大队参加机要员培训学习,不久又到南京军区、华中军区的青年干校学习机要业务和政治。1951年1月段宝林顺利毕业,分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工作,主要工作是收发华东局和中央及各地党委之间的绝密电报,机密性很高,段宝林感到自己和同事们都受到了党的很大信任,他感到很幸福也很自豪。段宝林记得自己曾多次看到在院内大草坪里打太极拳的陈毅,也曾见到在院子里散步的谭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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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出席歌谣60年纪念会

段宝林回忆,当时他们住在上海瑞金路二路114号(现为瑞金宾馆),居住环境很好,吃得也不错,是按野战军的标准吃供给制,营养比较好,原来很瘦弱的他又喜欢跑步、做双杠运动,所以身体状况逐渐转好。当时正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期间,华东局发往各地各省委的电报非常多,故常开夜车,有时甚至是通宵干。因为年轻,身体又好,所以健康并不受影响。

这期间,段宝林常去淮海路、福州路的新华书店和思南路旧书摊上用自己的津贴买书回来看。领导见他爱看书,就把单位的图书室交给他管,并把卖报纸的钱让他负责采购。段宝林陆续为单位购回数百本书,其中尤多文学类、小说类图书;还订阅了几十种期刊。除了阅读,段宝林还特别喜欢唱歌,是单位合唱团和华东局合唱团的队员,甚至也曾担任过单位合唱团的指挥。       

段宝林并不满足于眼前的状态,他的梦想是上大学,是去文化部门工作,成为一名作家。当时革命队伍是非常温暖的。尽管领导觉得段宝林不安心工作,但还是很关照他。于是段宝林得以在1954年3月调入华东作家协会当机要秘书。当时作协实行薪金制,他的工资可以由每月33元增加为67.5元,可是,段宝林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不是旧人员,就坚持拿供给制。他被安排在作协秘书长办公室办公,负责保管机要文件等工作。当时,华东作协主席是夏衍,副主席是巴金、章靳以,秘书长是柯蓝。夏衍还兼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作协党组书记。夏衍主持党组开会时,就由段宝林承担记录工作。在工作中,段宝林觉得“巴金人很好,夏衍对巴金也比较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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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羡林在一起

1954年国家制定第一部宪法,上海文艺界政协委员曾在华东作协会议室开会讨论宪法草案。在现场作会议纪要的段宝林见到了前来参会的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及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等,作协系统的巴金,以及平日就在楼上办公的《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等,也同样以政协委员身份在座。有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听关于宪法的报告,有些人没有去听,赵丹就请年轻的段宝林给传达传达。段宝林感到为难,唐弢为段宝林解了围,就接过话头主动承担起了传达的任务。数年后,已在北大任教的段宝林与1959年调进北京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唐弢再次见到时,段宝林感到他对自己依旧是非常之亲切。

段宝林在华东作协也就呆了半年时间。领导知道他还想继续深造,就支持他去参加高考。时逢1954年大学扩招,高中毕业生不够,对于想考大学的,各机关单位都动员他们去参加高考,并组织了上海最好的教师予以集中辅导。段宝林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努力学习积极备考,并且三个志愿都填了北大,结果以全华东前五名的好成绩如愿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9月,从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新生北上火车专列,把段宝林和众多上海学子送进了新中国的首都。

走上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之路

1954年到1958年,段宝林在北大中文系求学四年。其间,段宝林每月可领到20元的调干助学金外加5元家庭困难补助金合计25元,比之当时大学生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和极为低廉的物价,他的整个学生时代可谓不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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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宝林(左)与萧军

学习非常紧张,每周6节文学史、4节文艺理论、4节俄语、3节现代文选及习作等等共32小节课。54级中文系学生约有100人,包括编辑、文学、语言学三个专业,无论哪个专业都功课多多。系主任杨晦讲授文艺理论课,魏建功讲授古代汉语课,周祖谟讲授现代汉语课……段宝林孜孜以求、如饥似渴地在学海中畅游。 

1956年至1957年间,段宝林以饱满的激情撰写出一篇题为《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的长达5万字的学年论文,深入探讨了他颇有感触的文艺理论根本问题。他在文中强调:文艺是交流感情的工具,文艺一定要感动人,要强调美,一部作品不感人就不是艺术……这篇论文他曾请当时住在北大燕东园的何其芳看过,后来又交到了系主任杨晦手上。

段宝林的同学中有后来同样留校任教的张钟、沈天佑等,还有当时就已名声鹊起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中文系课程安排得多,刘绍棠却不好好听,因为他觉得这些课大多对他的创作没有什么帮助,一年后刘绍棠就退学去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了。系主任杨晦常说:“北大不培养作家,作家要靠生活培养。”——这句话后来在中文系流传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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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宝林在意大利巴勒莫领奖

段宝林在上海工作时就喜欢体育运动,在北大也一直保持着勤于跑步、游泳等好习惯,因此被选为班上的体育委员。刘绍棠却对锻炼提不起劲头,对于班上组织的体育活动也很少参加。后来长期埋头创作的刘绍棠积劳成疾,1997年,年仅61岁就因病去世。段宝林对此颇为感慨。就在笔者登门去采访的当日早上,已然84岁的他还上游泳馆去游够了45分钟才回家。

1958年,段宝林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前夕,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杨晦知道他对文艺理论很感兴趣,就留他担任自己的助教。一直就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段宝林一口答应,从此也就走上了漫长的执教与治学之路。

时逢大跃进,民歌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北师大开设有民间文学课程,北大也有一位名叫朱家玉的青年教师在讲民间文学,但她1957年暑假在夜里开往大连的船上失踪了。所以北大就没有人讲授这门课了。中文系当然还想继续把民间文学方面的课程开下去,可吴小如、沈天佑等人都不愿意接手。怎么办呢?

段宝林主动提出愿意研究和讲授民间文学,他决心从理论上来研究民间文学。朱家玉曾在北师大进修,所以讲的是北师大特色的理论体系,按照历史顺序的体系。段宝林接手她的工作后,在深入研读和掌握既有的苏联民间文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改为以民间文学理论为纲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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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段宝林(第三排右二)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与北京代表团的作家们合影

1959年,段宝林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讲稿为57级的同学们讲授。他的《民间文学》课有一个总论,包括民间文学的概念、特点、价值等,苏联讲的是口头性、变异性和集体性,段宝林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心得加以创新,加上了直接人民性。后来,又加上了“立体性”。在“分论”部分讲中国各个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这个体系,后来成为普遍使用的体系,陆续出版了多种教材。

段宝林认为:“民间文学不光是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民间文学有变异性。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不同,后者只有一个版本,民间文学在不同的流传地区有不同的版本,一个作品只是它的一个侧面,异文的总和才能代表他的整体。如《月儿弯弯照九州》 ,如《劳动歌》,等等,都有许多不同的异文,就都是实用的活着的文学。”后来,段宝林进一步把民间文学的立体性发展为六维的立体思维,就是在思考问题,考察事物时,除通常的三维之外,还有时间的维度——第四维、内部空间的维度(本质)——第五维和外部环境的维度——第六维。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路先锋

1981年,善于学习、琢磨、思考,善于把书本上的东西充分吸收并有效转化的段宝林,终于把自己的讲稿结集出版为《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成为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民间文学课使用的优秀教材,之后又多次再版加印,2018年又出版了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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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洛伊木马前

段宝林在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领域不断开拓并取得丰硕成果。1987年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1991年出版《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1997年出版《立体文学论》,后又陆续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神话与史诗》等专著。之外还主编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发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文艺理论等等论文、诗文也多达600多篇,如论文《民俗的趋美性》《蔡元培与民俗学》等等。

众多论文中,段宝林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两篇:其一是1964年3月发表的《论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文。他在该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学术见解: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而是实用文学,在劳动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斗争、谈情说爱、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等方面都有实用价值;民间文学还具有科学价值、文学价值。其中,文学价值又包括欣赏价值和借鉴价值(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都看重对民间文学的借鉴,毫无例外,一流作家概莫能外)。其二是1985年在《中国民间文学论坛》杂志发表《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一文,并以此荣获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银河奖”。

2018年4月、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段宝林文集”,已经出版的《民间叙事的立体研究》《民歌与新诗》两卷,精选收入了段宝林教授数十年来创作的部分代表性论文,文集的腰封上均评价其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路先锋和泰斗”。

荣膺国际权威人类学大奖“彼得奖”

光阴荏苒,一转眼,文革结束,中国历史迈上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旅程。在气象万千的20世纪80年代,段宝林逐渐把眼光转向民俗研究领域。1982年,北大民俗学会成立,段宝林是筹备成员之一,先后担任副会长和会长。在名誉会长、时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学会办得风生水起,办了许多民俗讲座,还定期出版《北大民俗通讯》杂志,并曾组织北大学生假期回家乡做专题民俗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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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宝林与陈素梅结为伉俪

由此开始,段宝林觉得自己不应囿于民间文学,还当扩大研究范围。他认为民俗也很丰富,没人研究是一种缺憾,所以从1985年起段宝林逐步转入民俗研究,并开设了全校性的民俗学选修课,很受欢迎。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但化学楼180人的教室坐不下;就换到可坐220人的二教202室,还是坐不下;最后换到楼上有350个座位的103室,居然还是人满为患!当时北大也没有更大的教室了,于是走廊上、讲台边都坐满了好学的莘莘学子。

关于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段宝林介绍说:西方认为,民俗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历史残留物,是迷信落后的风俗习惯,保存在民间落后的老人群众中,过去西方的定义就是这样,英文中的“民俗学”,翻译为俄文就是“民间文学”,意思是研究从民间文学中反映出来的民俗。这样说来,段宝林研究和讲授的所谓《民间文学》,其实本身就是民俗学的一部分。

从教、治学数十年,段宝林学术成果众多,但他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恐怕还是他那本堪称“数十年磨一剑”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97年,段宝林正是凭借这本民间文艺学专著和他的歌谣研究成果,荣获了国际权威人类学大奖——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的“彼得奖”。“彼得奖”是每年仅在人类学(也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在内)领域颁发一个奖的国际权威奖项,段宝林是荣获这个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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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泰国学生们合影

在这前后,段宝林一直都获奖不断,其在国内所获多个奖项也颇令人瞩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先后三次摘得国家级权威大奖“山花奖”(一次是学术著作奖,一次是学术成就奖,一次是终身成就奖)——“山花奖”是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民间文艺奖,与电影“金鸡奖”、戏曲“梅花奖”等同属我国文艺界最高奖项。

去意大利领奖并非段宝林首次出国。段宝林第一次出国是在这之前的1995年赴印度参加国际民间叙事学会的会议。斩获“彼得奖”之后的20多年里,段宝林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考察、参加学术会议,足迹遍布欧亚非美澳五大洲的33个国家,如希腊、法国、德国、以色列、埃及、肯尼亚、瑞典、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段宝林觉得这些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并且都值得具体了解。

其实,在走出国门去考察世界各地的民俗之前,段宝林就已在国内屡显身手。如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去河北、西藏、江苏、湖北等地从事民俗调查工作。文革期间,在1966年至1970年北大一直停课的几年间,未受政治冲击的段宝林也曾和中文系的几位师生一同去全国各地“串联”,作了较为丰富的民俗学调查活动。后来又讲授民间文学调查的课程,带着学生到云南、山东、黑龙江等等许多地方进行调查实习,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见多识广”的段宝林有感而发地说:“民俗是一种生活美,它不光是历史,也是现实的生活的方式,是当时当地人认为的最好最美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是最美好的——不管实际上怎么样,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这些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对此,费孝通先生也讲过这样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觉得特别好。”

人物简介

段宝林,193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北大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现为顾问。1949年参军。1954年到195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民间文化与立体思维》《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神话与史诗》《民歌与新诗》《民间叙事的立体研究》等。主编《世界民俗大观》《民间诗律》《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十余部。曾获最佳著作奖、北大505中国文化特别奖、中国蔡元培研究会首届学术评奖之论文一等奖、中国文联山花奖(国家级)3次;获得意大利人类学大奖彼得奖、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的“20世纪杰出人物金奖”等。

(2019.01.16 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