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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2周年

大贤秉高鉴 公烛无私光

中华英才 作者:邓丽君 王爽 2020-03-28 10:32

核心提示: 2020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润泽了百姓,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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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润泽了百姓,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犹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讲到,“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可以说,无论岁月如何流逝,只要提及他,无数国人心中便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青少年时代,他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认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6 年间,他日理万机,不辞辛劳,经常每日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甚至为了工作有时一连几天不休息。他常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果一个人能活70 岁,也不过两万多天。再不抓紧时间,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了,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周总理对人民的爱,如雨润田,浑厚深沉,新中国成立后,他视察地震灾区对群众讲话时,自己站在面对着风沙的方向,却请群众坐在背对着风沙的方向,他是真正视人民为主人,视自己为公仆,他说自己“就是一只为人民服务的驼鸟”。逝世前,他还一再交待:“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直到临终,他身上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而这便是他一生最看重、最珍视的。

周总理一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我们无法一一细数他为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但在人们心中,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身上,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周总理病逝之时,正值“文革”末期的艰难时刻,但百万民众却不顾“四人帮”高压,自动汇聚十里长街,在凛冽的寒风中站立数个小时,失声痛哭,这就是人民对他的无言评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在如此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选取了周恩来总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与大家共同缅怀伟人风范,并从小节中感悟总理之正气与大义。

为人民卫生防疫事业呕心沥血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奋进而富强的新时代。

尽管目前,整个中国都在与突袭的新型冠状病毒紧张地抗争着,但一切的进展都是科学而有序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疗队伍,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有面对突发疫情的经验和各种防范手段……以此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医疗条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可就是在那样贫穷落后的状况下,新中国依然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并将爱国卫生运动推向高潮,令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而这一切的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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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1日,周恩来在新疆和田丝织厂视察

1952年年初,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连续在朝鲜、中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臭虫、跳蚤等带菌昆虫30多种,使得炭疽性脑膜炎和急性传染性脑炎等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很少见的疾病,在传染区大面积流行。

严峻的形势,将周总理推到了领导新中国反细菌战工作的前沿,他一边利用国际外交舞台争取国际社会广泛声援,并联合中外人士组成调查团,搜集美国细菌战罪证;一边对国内反细菌战进行紧急部署。他特别强调要在专家指导下科学地进行防疫工作,并提出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在发现疫情的地区实行局部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从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细菌传播媒介动物,到指定医院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再到向人民进行防疫宣传……各种严格的应对举措,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52年冬,在周总理的运筹帷幄之下,反细菌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与反细菌战斗争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总理主张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必须适应中国国情,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力量,此间,他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1952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他还不只一次地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周总理处处以身作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对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非常重视,甚至将其看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鼠疫、血吸虫病、疟疾、副霍乱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并经常督促检查。他讲,国家大,人口多,办事、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要想着全体人民,卫生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全体人民服务。

血吸虫病是当时流行中国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危害中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十分关注,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亲自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中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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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周恩来视察广东省新会县葵艺厂时,亲自到车间观看工人们在葵扇上烙花。他看到每个工人身边都有一个火炉烘烤着,就顺手拿起一把扇子,站在青年工人身边为他搧风,认真地看他烙好两把扇子才离去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周总理为了安排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日夜操劳,他亲自和卫生人员计算男女老少最低的营养需要,并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卫生部组织专家协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研究,试制出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总理带头品尝这些代食品,研制出的代食品很快推广应用。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广大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总理便开始密切关注着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不仅提醒卫生部门注意当前疫情,还让他们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周总理还特别谈到,农村妇女劳动强度大,有的过于疲劳,要注意劳动保护。他从衣食住行都替人民群众想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总理始终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发,对于人民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指导,这为推动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国为民铸就千古丰碑

人民任何一点疾苦都会引起周总理的关注,任何一点对人民需求的不重视,在他看来,都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在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

1959年1月,周总理来到广东从化看望因病在这里疗养的邓颖超,并视察了从化县。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是著名的疗养圣地。细心的周总理发现,温泉都被干部疗养院占用了,当地普通百姓难以享受到温泉。他问负责人为什么不给群众修一些浴池,当得知是因为经费困难时非常生气,“修干部疗养院就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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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印

随后,他提议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都要募捐, 要给人民建一座温泉浴室。他和邓颖超带头,每人捐赠100元。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拨专款专料,给温泉地区的群众修建了浴室。根据周总理的意思,还特地为儿童设计建造了两间浴室。

对民生的每一次考察,周总理都细致入微,记得1959年5月19日周恩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在细心听完指挥部负责人汇报后,他问了很多:“民工一天劳动几个小时?”“从住地到工地要走多远的路程?上工下工要走多长时间?”“民工能看到电影吗? 多久看一次?”“每天的补助是多少?”

当得知民工每天工作连路上时间要花费15小时左右后,周总理直言,要实行三班制,保证民工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对于每天每个人四毛钱的饭费补助,周总理嫌太少,“民工在工地上除吃饭外,还要补衣服,缝鞋子,会抽烟的每月还要买点烟叶和火柴,有时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想吃食堂的饭菜,还要到小馆子吃点片汤。天这么热, 民工们也要买个冰棍吃。他们离家很久了,总要给家里写封信,还得花钱买邮票。每天只发给四毛钱的伙食费怎么行?一定得发些零用钱。要把民工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使民工知道每天每人补助多少,并把钱发到民工手里,防止任何人克扣。”

后来,水库指挥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给民工每天每人另发三毛零用钱。完成任务多、劳动好的,还可多发一点,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

周总理不仅时刻想着人民大众,对身边的同事、部属也是关怀备至。据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在北戴河期间,有一天深夜,突然下起雨,周总理让邓颖超把雨衣找出来,给外面站岗的警卫战士送去穿上,“如果他心里不是时时装着别人,像这样的小事怎么能想到啊!”

成元功还记得,周总理走路非常快,但有时候深夜回来,见值班工作人员打盹或睡着了,马上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关门时也小心翼翼注意不出声响,“总理深夜办公经常通宵达旦,我们值班人员到后半夜实在熬不住了,难免打个盹,有一次我值班,不知怎么就睡着了,正好总理出来上厕所看到了,就从门旁的衣架取下他的大衣悄悄给我盖上。”“我们西花厅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月交1元作为基金,谁家里一时有了困难,就可以用来救急,总理知道后,也交了12元钱,警卫战士家里遭遇水灾或其他困难,他和邓大姐还会另外拿出工资来救济。”

可以说,周总理的一生,处处关心他人,唯独没有自己。

出国访问,按规定外交部都发制装费,但自从实行工资制度后,总理都不准领,不用公款制装。1963年亚非十四国之行到了开罗,周总理内衣破损严重,不便交给宾馆洗,随访人员太忙,只能请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还得叮嘱洗时不要太用力,使馆同志看到总理衣服太旧,又有补丁,很有意见,“我们这么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出来,就给穿这样的衣服!”工作人员只好解释,是总理不准给他制装买新衣服。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如此破旧的衣服,边洗边流泪。

田阿桐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在田阿桐印象中,周总理很少做衣服,但缝补衣服的次数在国家领导人中是最多的,“几十年来我给总理做过几件新衣服心里是有数的,但为总理修补破衣服的次数太多,却是记不清了。”

周总理像一颗晨露,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了新生的中国,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终无留言,正如《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梁衡所言: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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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6 第05-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