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时代楷模”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荣获“时代楷模”称号海报

在中国的河西走廊上，有一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它深深吸引着全球学界与游人的目光，还拥有一个别致而响亮的名字：敦煌莫高窟。然而，因自身极高的综合价值和研究意义，它往往显得曲高和寡，以至于战争、饥荒等任何一个外在因素出现，就足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由着它在岁月长河里蒙尘、萧索，为病虫害所侵蚀。

庆幸的是，从上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积贫积弱到如今坚定文化自信的曙光普照神州，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不远万里从全国各地冲着它奔赴而来，这一奔赴，往往就是一辈子。

这期间，有人为它而洗去浮躁与锋芒，蜕变成沉稳而敦厚的学者；有人因它而改变心性和人生赛道，在复原中创造，以匠心回应初心；也有人因它而读懂了使命与责任，找到了承传传统的方向、致敬先贤的路径。他们原本素不相识，志趣迥异，然则终究因这一共同抉择而将彼此的生命交融于一体，他们就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可喜可贺

集体荣获“时代楷模”当之无愧

莫高窟，被誉为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璀璨明珠。这里有735个洞窟，4.5万平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是不同文明和思想融合而毫无冲突的典范。

就是这样一座文化圣殿，自16世纪中叶以后的几百年间，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遭受着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等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破坏。直到上世纪40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彻底告别这一惨淡历史。

历史上参与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先辈们

那是1943年，旅法艺术家常书鸿因无意间邂逅了数张莫高窟图片，深深地为莫高窟之精湛艺术所打动，继而踏上“回归之旅”，一头扎进了这与世隔绝的荒漠，整日面对断壁残垣，开启了敦煌学研究和敦煌文物开发保护与利用事业。

此后，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赵声良、苏伯民等专家相继接过接力棒，带领敦煌研究院逐步构建起以“固”为主，“阻、输、导”结合的综合防护体系，积沙量减少了85%以上；形成了“产、学、研、用”全链条一体化的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的多层次综合防护体系；改写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建成一支20多个学科交叉融合、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文物保护研究和工程实践团队，规模已逾1400人，是国内最大的文物保护团队。

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敦煌研究院一路上开创了诸多先河：形成莫高窟风沙灾害预防性保护体系构建与示范；成立中国文物系统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个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研发了我国首座考古发掘现场移动实验室，有效破解了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快速劣化、消失的世界难题；建成了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全气候大型物理仿真模拟平台——多场耦合实验室，破解了岩土质文物长时序劣化过程再现难题和尺寸效应瓶颈；打造了全球首个基于风险理论的丝路遗产监测预警体系，成功实现丝路沿线多处文化遗产的可视化监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敦煌研究院首次提出文物数字化的概念。新世纪之初，时任院长樊锦诗顶住业界内外的重重舆论压力，提出了用球幕电影展示洞窟文物的大胆设想。此后，数字展示中心历时12年终得落成，敦煌研究院更推出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洞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将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载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实现了保护与开放的“鱼和熊掌兼得”。以今天的眼光回看樊院长当年的决断，何其有战略意义！

鉴于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在敦煌文物保护和修复、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以及文化旅游合理开发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020年1月17日，中央宣传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同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改革先锋”“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时隔四年，该群体再获殊荣。在2024年1月19日举行的“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荣获“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可歌可泣

择一事终一生无怨无悔

对于漫漫历史长河而言，80年不过是不起眼的一小段而已，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下焕发勃勃生机，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自豪地介绍说，在过去的80年里，千岁的莫高窟走完了看守时期、抢救性保护时期和科学保护时期，当前已迈入预防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并重的新阶段。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就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坚守使命，小心保护和修复着敦煌文物

这一切成果都离不开全体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者的披荆斩棘、薪火传递，更离不开他们在实践中所凝聚的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核心内涵的“莫高精神”。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壁画大面积脱落、颜料表面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在外国专家只介绍壁画修复工作的方法和提供材料却不透露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常书鸿带领团队自主采取蒸、煮等高温方法筛选材料，终于找到理想的修复材料，又结合医用注射修复方法，最终形成我国第一代壁画起甲的修复工艺和技术。老院长在守护莫高窟的半个世纪里，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都始终不离不弃。最终，他化作一抔黄土静守一隅，与莫高窟遥遥相望。

酥碱，素有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攻克这一难题，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围绕病害原因展开系统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发现，“元凶”是壁画颜料层下面的地仗层里的可溶盐。此后他们又耗时七年，尝试80多个配方，找到“灌浆脱盐”技术，通过环境控制让洞窟内湿度保持恒定状态，让可溶盐变得稳定。该技术一经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确立一整套壁画保护的科学程序，促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堪称是中国壁画保护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1981年参加工作的樊再轩，正是当年攻克该顽疾的主将。从事古代壁画保护修复及研究工作的40余年，樊再轩从学徒做起，在敦煌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研究院的重点培养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物修复保护专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为地方文博单位培养了300余名壁画保护修复技术人员。2023 年他入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尽管已退休，樊再轩仍乐此不疲地奔忙在文物修复保护的第一线。退休后还像他这样活跃的身影，在敦煌研究院并非少数。

事实上，单就威胁壁画的病害就多达20余种，此外更有来自气候、地质、植被等环境因素带来的挑战。伴随着以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武发思、王彦武为代表的“80后”“90后”的茁壮成长，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在“对症下药”的探索中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卡脖子”关键技术：研发了复杂空间、多元异构的壁画数字化技术体系；通过研究保存环境与微生物病害作用机制，研发灭菌材料和非接触式智能灭菌系列装置，形成了墓葬壁画微生物防治和环境调控等核心技术；通过利用原位无损探测技术，形成塑像结构的科学评估方法和骨架替换技术，构建了塑像保护技术体系，等等。

文物保护研究所团队在进行石窟寺微生物病害监测

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敦煌研究院斩获了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成果一、二等奖，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等多项殊荣。其中，敦煌壁画修复技术在第二届国家技能大赛上入选“最受欢迎十大绝技”。

可爱可敬

开拓进取续弦歌甘之如饴

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到“敦煌女儿”樊锦诗，从研究所到研究院，从单枪匹马的坚守到如今千百余人的协同发力，从单一学科的构架到多学科综合发展……正是有无数的后继人跻身其中，甘心成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从各个维度对莫高窟予以研究与照抚，才得以使“让莫高窟‘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的理想变得真切、具体，可执行，可持续。

壁画修复工作所用到的工具——注射器以及注射修护法，就出自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原所长李云鹤之手。别看小小一枚注射器是当年艰苦条件下迫于无奈的尝试，却屡屡在实操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至今依然在修复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云鹤虽已年逾八旬，却腿脚便利，精神矍铄，仍能自如地攀爬20多米高的脚手架。当这位大国工匠站在《时代楷模发布厅》的舞台上，谈及收纳着自己所发明的修复工具的“百宝箱”以及60多年间由他主导修复的4000平米壁画、500多身彩塑，其眼里闪着幸福之光、自豪之光。他表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还要继续加油干下去。

“文物保护，没有不好的材料，只有不好的试验环境和方法。文物保护，也没有限定的区域，只有更多的适用遗址和范围。”据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郭青林介绍，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通过不断的攀登，从立足敦煌、辐射甘肃，进而发展为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自2000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业已抢救了包括西藏布达拉宫、新疆交河故城等在内的近20省、区300项濒危遗产，并将成套的敦煌文物保护技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加以推广应用。

自18岁起就在莫高窟承担文物摄影工作的吴健，如今是敦煌研究院保护部副部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近40年间，从单纯地追求光影效果和艺术美感，到广泛涉猎多学科知识、探究背后的故事与原理，他走过了一段从不以为然到深得堂奥的心路历程；而他与文物间的关系，也完成了从二元对立到和谐统一的嬗变。据介绍，单是为了给第158窟卧佛拍出一张能够体现佛像神韵的照片，吴健就为此倾注了近十年光阴。近年来，吴健正带领团队致力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工作。通过投入数倍的工作量，取得远超过肉眼辨识度的高清晰图片，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助力敦煌学、敦煌艺术走向世界。

莫高窟第158窟壁画修复现场

伴随着对数字技术的深入探索，敦煌研究院相继推出了“数字敦煌”“云游敦煌”“数字藏经洞”等项目，全方位解锁古老文化的“潮流基因”。莫高窟现已对近300个洞窟进行了数字化采集，这些图像通过处理后，可在世界任一角落加以观看或做些研究。一些石窟、彩绘、壁画等均可实现全球共享。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订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的嘱托，以80年不间断的接续奋斗，使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倾全部心血与热爱所凝结的莫高精神，熔抗战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以及丝路精神于一炉，为后世铸就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大国工匠承传千年瑰宝代代接续，莫高精神传递中国智慧生生不息。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4年第09期

【责编：卡咪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