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26年7月20日刊登陕西永寿县部分村庄“砍树铺路”风波，映照出当下乡村建设的深层痛点。当水泥路取代数十年的核桃、樱桃、玉兰，“整齐划一”抹平“绿荫掩映”，群众一句“老家变得城不城、村不村”，道出的不仅是对树木的惋惜，更是对乡愁被粗暴切割的隐痛。这关乎民生，更关乎乡村治理的根本命题。

一、砍树铺路，是“造城思维”对乡村逻辑的碾压

《管子·五行》言：“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乡村之美，在于与自然节律同频的肌理——门前老树、屋后菜园、蝉鸣蛙声交织的生命共同体。若将乡村等同于“水泥加广场”，便是以工业文明思维套用农业文明栖居。

那些被砍掉的核桃、樱桃、玉兰，是“绿荫”更是“家园”。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若东篱无菊、南山无绿，何来精神归处？乡村生态不仅指生物多样性，更指人与物、人与记忆之间的情感网络。砍掉老树即撕毁村落的“活态史书”；铺平水泥路，则让“安其居，乐其俗”的乡村诗意退化为千村一面的工业仿制品。

二、治而不问，让“善意工程”遭遇“信任裂痕”

方案“没有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是问题的关键。乡村整治关乎每家每户的屋檐、树荫、出入习惯，若决策者“闭门画图”，群众便只能“望树兴叹”。

当群众将“砍树”与“政绩冲动”挂钩，便产生了治理悖论——初衷是让环境更美，结果却让情感更远。若整治只追求“达标入镜”，不顾村民是否“纳凉舒心”，水泥路再平，也铺不平群众心里的疙瘩。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强调“便民则行，不便则止”，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三、“城不城、村不村”：谁偷走了“乡愁”的坐标？

返乡者的感叹，戳中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焦虑——“乡愁”正失去地理坐标。王维问“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之“事”不仅是人事，更是老槐树的年轮、石磨的斑痕。若这些“物证”被水泥覆盖，乡愁便成了无根之萍。

乡村的魅力，恰恰在于其“不城”的一面——错落有致而非整齐划一，自然生长而非硬性规整。当水泥路取代土路、水泥广场取代晒谷场，是否也必须让砖墙取代白墙？这是把“建设”窄化为“抹平”，把“整治”简化为“净化”。乡村之美，在于有“留白”的余地，有“杂树”的空间，有“人工”与“天工”的和谐统一。

四、整治当有“草木之心”，更当有“历史之尺”

《周礼·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乡村建设需“四美”兼具。而当前最大短板，在于缺乏对“乡村历史价值”的权衡尺度。一棵树的价值能否用“拆除成本”计量？一片绿荫的生态服务，能否纳入“考核指标”？

建议以“三问法”评估整治节点：一问“树要不要留？”——保留百年老树的优先顺序，应高于铺设新路的成本预算；二问“路要不要硬？”——可透水、可绿化、可取材自然的方案，优于“全水泥化”；三问“心要不要问？”——民意征求应前置于方案设计，且给群众“否决权”而非“知情权”。

五、让乡村的“温度”与“尺度”和解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道：“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若治理者“未尽吾志”于征求民意、养护生态，则必有悔。

乡村不是城市的微缩版，而是自然的延续版；不是图纸上的几何图形，而是生长在土地上的活态文化。在铺水泥之前，先俯身看看树根下的泥土；在划方案之前，先侧耳听听巷口树荫下的闲聊。一条路可以通向远方，但一棵树，永远牵着故乡的方向。整治的初心，应是让“草木有知”的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依然保有一片“绿荫可纳凉、老树可寄情”的栖居之地，而非仅剩下一块冷冰冰的水泥“展板”。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