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无与伦比的 忘我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5周年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又到了周恩来总理诞辰的日子，每一年，本刊《红色记忆》栏目都会推出纪念文章，不仅是为了缅怀和铭记，更是为了追忆那份不朽的、始终绵延的伟大精神！

“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感受，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持久而深切怀念的缘由。

习近平总书记对周恩来总理曾有一段深情的评价，“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周恩来心中，始终坚如磐石。特别是他为自己立下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座右铭，不仅呈现了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坚定党性原则、自我完善的路径选择。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再次翻开周恩来侄媳邓在军老师赠送的《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亦是感慨万千，我们心中的他和世界许多人心中的他，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而真实的伟人形象，那些朴素的、至真至情地讲述，那些倾情国家与人民的往事，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细细了解与品读。

撷取几个记忆的侧面，跨越时空去感受其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范，并以此，致敬人民心中永远的好总理——周恩来！

工作永远第一

“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来把工作做好”

周总理“忘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工作的奋不顾身。

其卫士长成元功曾讲，万隆会议的一周时间内，周总理总共休息时间只有13小时，每天睡眠不足2小时。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和紧促的时间内，他提出扭转大局、闻名世界的“我们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求同存异”的补充发言，便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起草的，每写完一页，就马上交给翻译译出。

周总理通常一天的工作时间是18小时，剩下的6小时是否休息好，也很难说。工作都是见缝插针的，卧室、饭厅、卫生间、汽车，甚至理发，随处都在办公，经常天亮才睡觉，睡觉前，还要抱着一摞材料在床上看，想起什么，就赶紧交待秘书。有时候毛主席找，即使吃了安眠药，他也要赶过去。每天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秘书找去，了解休息期间发生了哪些重大事情。

身体健康的时候，他的忘我工作有目共睹，可在得了重病和多次大手术的情况后，已经没有条件再照管工作了，他还坚持过问、坚持工作。

周总理秘书钱嘉东还记得一天夜里两点钟，忽然接到还在住院的周总理的电话，大概就是在《参考消息》看到一篇文章，指责中国对粮食问题不负责任，一味依赖世界市场，周总理觉得不真实，需要了解情况，以防不测。

传达室的大爷目瞪口呆，简直不能相信深更半夜，一个大国总理还在和秘书交待工作。没想到，随后，联合国召开了世界粮食会议，中国代表有了机会介绍中国进出口粮食的真实情况，这场澄清中国在粮食立场上的争论，在世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哪会有如此及时并切中要害的敏锐。

周恩来在新疆和田丝织厂视察

1975年4月那段时间，周总理病情加重，可越是这样，他对外宾的接见要求越是极尽满足，据统计，他在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接见外宾60多批。钱嘉东还记得，当时，突尼斯总理到访中国，可周总理刚动手术没几天，还不能起床，无法接见。因为别的外宾都受到周总理接见，突尼斯总理觉得不见面回国难以交待，可他不知道实情。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决定会见。当突尼斯总理去医院看到周总理身上还插着好多管子时，不知所措，匆匆见了一面便离开了，他再三道歉，感激之情也是难于言表。对于周总理而言，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他永远奋不顾身。

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还记得，周总理刚刚确诊膀胱癌时便讲，“我一定配合你们，你们也要配合我”，意思是，医疗工作的安排不能影响他的工作，此后的治疗，基本都是抽时间进行的。膀胱癌的特点是容易复发，1974年5月时，周总理出血很厉害，需要输血。有一次，正在输血时，忽然毛主席要见外宾了，周总理拔掉针头就去参加，在他心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由于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周总理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日渐虚弱，特别是“文革”时期，他所承受的重压更是难以想象。

他“气”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捣乱，他“忧”国家的前途命运，特别是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是公开向他发难，他一边要巧妙、策略的周旋，尽量避害就利，一边还要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当时，许多部长受冲击，他便把他们集中到中南海工字楼，名为“写检讨”，实为保护起来。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讲，造反派要抄余秋里和他的家，是周总理让他们搬到国务院来住，还公开和造反派说理。

他是一国的总理，可也免不了遭遇不公正地攻击和批判，他也会苦闷和痛心。曾任周总理秘书的纪东无意中看到了其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禁不住泪眼湿襟，“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即便处境艰难，可周总理从未逃避、退缩，他忍辱负重，坚持斗争。陈云曾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那样特殊的情况下，周总理明明有很多路可以选择，或惟命是从，或随波逐流，或消极怠工，或退避三舍，可他偏偏选择了舍生忘我，选择了努力将这个国家带出浩劫，他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最终，他耗干了心力，摧垮了身体，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烈，呈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责任与担当。

 人民永远最重

“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对周总理的这句评价无疑相当精准。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在地震灾区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起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在炼钢炉旁冒着暑热与炼钢工人长谈，自己排队买饭与工人同吃，甚至忍不住为葵扇厂冒着暑热辛苦工作的工人扇扇子……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周恩来视察广东新会县葵艺厂时，顺手拿起一把扇子，为青年工人扇风

著名歌唱家邓玉华还记得，有一次周总理看完她的演出，要和她学习唱《革命熔炉火最红》，对于其中几句歌词，如“为人民服务，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革命，他比泰山还要重”等，周总理很是动容。“总理当年虽然在和我学唱歌，实际上是在教我如何做人。”

让邓玉华特别感慨的是，当她提到下某个矿区演出时，周总理竟然对那个矿区的年产量、产什么煤、运到哪里等都了如指掌。当得知煤矿工人特别喜欢喝酒，最怕断了酒，因为井下潮湿，都有关节炎，喝酒可以暖关节，但有的煤矿已经买不着酒喝时，周总理皱起眉头，赶紧叫来身边领导讲，“我们国务院的这些人，茶可以不喝，酒也可以不喝，但是煤矿工人不能断酒！”总理的话让在场的人激动得落了泪。

周总理一生三次到大庆油田，大庆石油管理局原副局长马德仁讲，总理登上钻台时，当班的工人一个个满手油污泥浆，总理却毫不介意，上前就握手，还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他的俯身关切、嘘寒问暖，让大家至为感动。

1962年，周恩来到大庆视察，图为在1202钻井队现场

第三次到大庆前，周总理就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并有言在先，顿顿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吃大庆自产的。这次来大庆，他待了28个小时，但只睡了2个小时，马德仁看到排得满满的时间表，当时就流泪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共来大庆三次，视察了29个基层单位，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见面，同许多人亲切握手、交谈……在大庆人心中，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得知王进喜得了癌症，周总理还专门派吴阶平等专家前往会诊，并亲自了解和关注治疗进展。

无论对待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还是工人和农民，他都极为关切，他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到一丝不苟、不可想象的程度。

在吴阶平眼里，周总理就像一个医学专家，给周总理汇报某人的病情，空手汇报是绝对不行的，“带的东西可多了，图谱、标本、X线片、显微镜，什么都得带，因为你说到哪儿，他就叫你拿出证据来。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处处在动脑子，很快会发现问题！”

对于老舍的投湖自尽，周总理一直心存内疚，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晚年病重之时，他还清楚记得老舍的忌日，始终不能释怀。老舍儿子舒乙记得，有一次父亲感冒，母亲给吃了一点药，周总理知道后，还批评了母亲，说父亲是国宝，生病了要送医院，要第一报告给他。“对我父亲来说，发生了天大的事，最大的事，最难办的事，主心骨都是周总理，当然他最后的信息是没有发出去，周总理不知道……周总理是历史巨人，也是我父亲的最大知音，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

作为周总理的秘书，纪东曾讲，周总理常叮嘱身边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不要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周总理办公桌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拨错号码打进来，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轻轻放下电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1963年5月12日，周恩来在海上观看水下摄影机

一次，天正下着雨，纪东随周总理开车回中南海，他听到周总理提醒司机：“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这份提醒何尝不饱尝着周总理对百姓真挚地关爱。

“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这是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交通作出的批示，让纪东特别感慨，“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文件资料，看到群众反映，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立即给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周总理常说，“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身居高位，却永远平易近人，他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劳动者，当做人民公仆。他不论对什么人，从不摆架子，从不以领导自居，这一点周总理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感受的最真切。

周总理走路快，有时深夜回来，见值班的工作人员打盹或睡着了，马上会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关门时也小心翼翼注意不出声响。有一次晚上，成元功值班，给总理送完茶后没事了，就不知不觉坐沙发上睡着了，周总理出来看到了，就取下自己的大衣，悄悄给他盖上。

当周总理进入西花厅时，站岗的警卫战士都要立正行礼，他就特意交待，以后不必敬礼，还说“在这里都是家里人，没有首长。”他心里就是这样时时装着别人。

一次，周总理刚进人民大会堂办公区，有只鞋的带子开了，服务员侯桂珍赶紧过去蹲下身提醒并意欲帮助系上，可周总理却谢绝了，还把她扶起来说：“不，我应当自己系，咱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自己来。”周总理有颗假牙，一天吃完饭顺手拿出来放进漱口水杯里，王颖看见了准备洗一下，周总理马上拦住要自己洗，还解释说：“挺脏的，不好意思要你们去做。”

1975年8月，周总理最后一次回人民大会堂，就为了看看曾经为他服务的同志们。让侯桂珍永远难忘的是，怀孕中的她看到周总理被疾病折磨的特别瘦，忍不住想哭，可周总理却说，“你不要哭，你要哭了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要多吃点蔬菜和水果，少吃点主食，要不然大了小孩不好生。”周总理还问她，生完小孩怎么办，她说绝育，周总理马上叫来大夫问“生完小孩绝育，对喂奶有没有影响？”知道没有影响后，才安心的点点头。这份关切侯桂珍记了一辈子。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原处长耿秀贞坦言，“从社会地位上看，总理和我们天差地别，但他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慈父般的关爱，在我们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永远也抹不掉。”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总理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

周恩来和傣族群众欢度泼水节

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当年病重，身上插满管子，为不让大家有心理负担，手术后的剧痛他都忍着，不喊不叫。有一次周总理被病痛惊醒，忙问护士：“我喊了没有？” 护士说：“叫叫没关系的，如果疼就叫。”可他却摇摇头，坚持忍着不喊不叫。只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找来保健医生张佐良，问他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周总理始终用坚强的意志对抗着病魔，最终把体重耗到了30.5公斤。

周总理关心同事、关心部属、关心身边每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更是时刻想着广大人民群众，可心中唯独没有自己，正如成元功所讲，“总理的一生，就是处处关心他人的一生”。

（2023年第05期）

【责编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