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使命是拒绝符号性死亡

2021-01-14 10:39 作者:赵雯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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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9日,贾磊磊在第一届中美文化论坛上发言

学术是有灵魂的。一个导演的灵魂在他的电影里,同样,一个学者的灵魂在他的著述中。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法兰克福飞回北京的CA932航班上,贾磊磊写下一篇文章《什么是学者的至高道德》。他引用斯洛文尼亚当代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的问题:人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性死亡”,一次是“符号性死亡”。“如果人的生命真是像齐泽克所说的那样有两种死亡,那么,学者就应该是属于那种拒绝符号性死亡的人——他们的身躯即便化为灰烬,他们的思想也不应因此而消逝。”这让人想到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三不朽”。“立言”——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此时”,而是为了更辽阔、久远的身后世界。

“人格不独立,学术无价值。”贾磊磊说自己打年轻时,就有点“倒行逆施”,不爱人云亦云。比如他由学习文学转向研究电影,除个人喜爱电影外,也是对当时文学、文艺理论界一些老专家垄断学术话语权的反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贾磊磊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当助理编辑,主要负责审读文学、哲学、美学方面的稿件。他坦言,自己一直受同代学者的影响很深,与许明、钱竟、胡小伟、陈晓明、王一川、汪晖等人接触较多,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现在仍是朋友。“我能感觉到那时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理想,想超越前人、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来,树立自己的学术方向。”

贾磊磊说,那个年代信息查询、资讯网络并不发达,学术研究主要依靠图书馆。文学界有些老专家却靠占据学术资料,想垄断自己在某一领域的学术话语权。“我们非常鄙视这样的做法,我认为应该坚决打破这样的格局。让那种通过垄断学术资料的陈腐的学术理念作废。”贾磊磊认为,好的学者首先要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自觉性。学者要读哲学,因为其他学科都是想把人变成某一种类型的人,只有哲学是把人变成人,变成普遍意义上的、最高意义上的人。我们不要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面人”。“哲学是打通各个学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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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7日,贾磊磊参加世界儒学大会发起国际会议

贾磊磊欣赏那种几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一个问题的学者。比如北大的张世英先生,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人——黑格尔;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的俞虹女士,一生研究爱森斯坦,成为这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还是要针对某一个问题研究。不能蜻蜓点水,那种是江湖,不是学术。学术有学术的规律。”“学术是有灵魂的。一个导演的灵魂在他的电影里,同样,一个学者的灵魂在他的著述中。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

以电影的方式认识电影

电影研究的逻辑起点——电影语言

《电影语言学导论》是贾磊磊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用了10年时间来完成——1986年至1996年。这是国内第一部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电影的学术专著,即以电影的方式认识电影,将电影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语言系统,而非从文学、或其他角度来看电影。尽管后来,贾磊磊更愿意把电影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文本,用文化批评、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研究电影,并且提出仅就电影谈电影没有出路的观点。但毕竟,电影语言的形态特征是电影研究的逻辑起点。

他记得自己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张东林站在北京恭王府门口的场景,他们手扶着自行车,热烈地讨论着书的框架……时隔15年,该书再版,贾磊磊在后记中写道:“遥想在写作此书之时,正是中国社会大潮涌动、破浪翻卷的时代,文化艺术在经济巨流的冲击下退居于整个社会的边缘地带,学术研究更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中国艺术研究院坐落于恭王府,这座中国清代王公贵族的府邸更显出一种没落、破败的迹象,我们这些在‘府里’谋生的人,有的远渡重洋、去追寻自己未来的梦想;有的愤然下海去了却自己致富的夙愿;还有的只能伴随着恭王府内的古树昏鸦,在孤寂和落寞中‘爬格子’……就在这一边感叹、一边守望的岁月中,不知不觉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文字——写作,诚如罗兰·巴特所说,成了知识分子的最后底线。《电影语言学导论》1996年版就在这种语境下完成了。”那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01年。后来,这本书获首届全国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是电影学唯一一部获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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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十四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贾磊磊与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主席Chuck Boller

贾磊磊相信学术观点的产生带有偶然性,是各种合力的结果。1986年,他拿到了一本美国学者威廉·阿尔斯顿写的书——《语言哲学》,该书译者牟博是贾磊磊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他们进行了几次恳谈,贾磊磊意识到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重要转向,是在方法论上从哲学转向语言学。

在1985年,贾磊磊参加了由文化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大众电影》杂志社等单位举办的首次全国青年影评征文活动,他以一篇《大音希声——谈影片<人生>音乐的美学特征》获得三等奖。在颁奖庆典大会上,钟惦棐先生的一席话令他终生受益。钟先生说,不要用“通过什么……表现什么”这样的句式来评论电影,这样的电影批评文章是要不得的。那是贾磊磊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参加有关电影的学术研讨会。

1987年,他调离社科院,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贾磊磊遇到了李少白先生。李少白告诫他们,要远离热闹的时事评论,不要追求一时的新闻效应。当时,他们关注到“电影思维”这一命题,贾磊磊就从与思维有关的语言学入手,并没有走传统的电影史学的治学路线,也没有跟着大家为第五代喝彩。

据贾磊磊回忆,早在1976年,他就与陈凯歌导演认识了。但是他一直没有为陈凯歌写过文章。直到《无极》上映遭来各种批评,他站出来写了一篇《挥写天地洞悉人生——陈凯歌电影的命运主题》。

“我们的批评应当更加关注一个历史时期,一类创作题材,一种文化思潮的‘宏观’现象,从带有理论高度的方式来评述具体的作品,从那种一片一议的时事评论中走出来。”贾磊磊曾批评中国的电影批评缺少普遍遵守的学术规范,他还指出,电影及大众文化批评一是要从“文学化”取向中跳出来,二是要确立批评的文化标准、确立文化核心价值观。

趣味判断不能取代价值判断

电影学的终极命题——什么是好电影

“什么是好电影”是观众常常疑惑的问题,也是电影学的终极命题。贾磊磊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什么是好电影——从语言形式到文化价值的多元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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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5日,贾磊磊参加电影《梅兰芳》学术讨论会

“我们对好电影的探寻必然同时包括一个对自我心灵与情感的提升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心灵路径……在电影欣赏的审美活动中,因个人的情趣、经历、性格、文化的差异,对同一部作品经常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好电影的认知,需要一个臻于完美的心灵来映现。”贾磊磊指出,有人看完电影会说,“我喜欢,或是不喜欢”,而“喜不喜欢”是一种趣味判断,有别于“好不好”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以个人的审美趣味为标准,就犯了一个‘范畴性的错误’。不能用趣味判断取代价值判断。”

贾磊磊谈到,好电影应该具有以下特质:选择适合电影表现的故事题材,确定适合故事内容的表现形式,建构独特而完美的影像风格,创造叙事与隐喻相融会的美学意境。“任何好电影都是跨越自身表现题材的,或是说好电影都会把一个所谓的行业题材转变成一种人生题材,把人物的职业生涯置换成命运生涯。”贾磊磊还特别强调,如今我们不能把电影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要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来看待,把满足观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看成是电影应有的文化使命。所以,真正的好电影,能够接受市场的检验,在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均有所贡献。

至于什么是中国好电影,贾磊磊认为电影本就是“造梦”,中国电影也应当以影像的方式构筑“中国梦”。然而,我们的主流电影叙事体系并没有形成一种“梦想成真”的经典模式,依然在热衷展现贫瘠、灰暗、愚昧的中国,这是一种对现实图景的“逆向叙述”。“我们有些以现实生活为表现题材的电影,夸大了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一味展现社会生活中的负面情景。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但批判并不意味着非要把现实表现得昏天黑地才算深刻,把人性描写得丧失殆尽才算真实。回顾中国当代影坛以现实主义美学为旗帜的电影,在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中也曾倾注了真挚的理想主义情怀。《人生》、《野山》、《老井》、《生死抉择》、《可可西里》、《天狗》等都是切入现实生活的力作,这些影片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展现中都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与此同时它们也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无尽向往、对改变现实的由衷期盼,特别是对社会正义精神的弘扬与对人性、人情的肯定,使这些影片寄予了观众对现实生活的诸多美好梦想。”

武侠电影与大众文化

一个国家需要提高流行文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贾磊磊研究武侠电影20多年,当年坐在影协的资料室里,每天四五部电影地看。他也跟踪武侠电影的创作轨迹,多次到武侠电影的拍摄现场与导演、武术指导、演员交流对话。他不仅出版了《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中国武侠电影史》、《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等著作,还通过自己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为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拍摄了50集电视纪录片《中国武侠电影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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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2日,莫斯科,贾磊磊与俄罗斯艺术研究院院长

可以说,武侠电影是中国独有且最为璀璨的类型电影。用贾磊磊的话来说,“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类型电影。他承传侠义小说之正脉,将武术打斗演绎为一种高度艺术化和舞蹈化的动作奇观。”从世界电影史范围来看,包括制片、编剧、导演、摄影、美术、服装、作曲、道具这些电影环节中的职业都是外国人划定的。而有一种职业是中国电影人首创——那就是武术指导、动作导演。

如何看待武侠电影中的“暴力”因子,贾磊磊分析到,暴力、爱情、喜剧是当代中国艺术基本的叙事类型,也是电影导演始终青睐的三大主题。但其实,无论在道德的意义上还是从美学的意义上,在电影中一味渲染暴力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武侠影片中的暴力是高度风格化、程式化的,跟传统戏剧有着密切关联,所以又似“舞”,与西方动作片里打得血肉横飞、机械化暴力复制不一样。中国的经典武侠片追求诗意。

或许是多年来对武侠片这一典型商业电影类型的研究、思考,贾磊磊意识到,我们要建构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需要提高本土流行文化的竞争力,应当在流行文化领域拥有自己的“梦幻工厂”和“超级明星”。“文化软实力不仅是指文化自身蕴涵的内在力量,而且还包括一种能够被他者认同、被别人接受的文化力量。”他指出,流行文化对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都具有普遍吸引力,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会使国家在推行政治主张与国家利益时更加容易,也更加有效。

“商业并不等于坏东西,艺术也并不等于就是好东西,在产业形态下,电影的艺术诉求是通过商业平台来实现的。如果你有拯救世界的宏大理想,没有市场的认可,没有观众的参与,你的设想也无从落地。不论是国家的形象建构还是文化的价值推广,十分有效的路径就是商业的路径,是交易的方式。”贾磊磊提出“主流电影”的概念,即除了那种没有进入电影院线发行放映的所谓独立电影和实验电影之外,所有根据国家的电影产业政策进行创作生产,经过国家电影审查机构审查,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入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都可以称为“主流电影”。“无论我们将电影看作大众消闲生活的娱乐形式,还是作为国家庆典的集体仪式,提高‘主流电影’的专业化制作品质,增强其对电影观众心理的引导力,进而建构中国主流电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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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6日,贾磊磊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

贾磊磊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十多年,但是,他几乎没有直接写过“文化发展战略”的文章,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做有关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文化安全的研究,这些都属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二级命题。“它的核心命题一定要触碰,现在可以对文化发展战略核心命题进行攻坚了。”

在《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一书的自序中,贾磊磊写道:“盖侠士,古为善武、轻利、搏命者。浮生于乱世,名噪于道衰。披轻裘,挟长剑,策烈马,引狂歌。或扶弱济贫,救人于‘急难之事’;或除暴安良,解国于‘困厄之时’。其言必信,其诺必诚,其行必果。”舍生取义、慷慨赴难、丹心侠骨、感天动地,我想,贾磊磊的武侠电影研究,不仅是自己的学术抒怀,亦是人生牵挂,如他评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武林有武林的规矩,他们有他们的仪轨,那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人物简介

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院长助理、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评委,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首席专家。出版电影学术专著《电影语言学导论》、《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中国武侠电影史》、《影像的传播》、《什么是好电影》、《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1949—2000)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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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磊磊部分学术著作

采访手记

我在几年前听过贾磊磊老师的课。他受邀来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专业的博士生们讲课。我非常喜欢他的课,讲得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又表述清晰、很有逻辑。有的老师会写,文章漂亮,但是上课不行;有的老师上课听起来洋洋洒洒,但是细想又言之无物。贾磊磊老师是兼具各种,恰到好处。

此次采访,我特意问他,如何能“表述充实又简练”。他说,你有一百句说一句,和你有一句说一句,是不一样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学术功底深厚,有货。看书多是自然的。他习惯手不释卷,也要求自己的学生书包里必须放着书。

开会多,也成为一种“锻炼”。贾磊磊笑言,上世纪80年代末,影协开讨论会,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基本上是坐在他对面的老专家在说话,等到最后十几分钟,主持人说,“来,这几位年轻的同志讲几句。”贾磊磊就逼着自己在最短时间内说最重要的话,绝不废话。后来,他成为《佳片有约》等电视节目颇受欢迎的嘉宾,也因其言必有中、深入浅出。

贾磊磊还告诉我他写文章的习惯,喜欢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不喜欢来回拷贝。看来,知识内化于心转化成思想后,表达也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都是功夫。

(2017.04.16 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