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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历史飞跃的哲学意蕴:领导—动力—价值—实践—理论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 作者:李春秋 曾亢 闫丽琴 2026-09-30 10:10

摘要: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历史飞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接续奋斗铸就的历史伟业。三次伟大飞跃不是单一维度的历史叙事,而是政治领导、矛盾运动、人民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重逻辑有机耦合的历史进程。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人民主体性彰显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践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引领。本文构建 “领导-动力-价值-实践-理论” 五维分析框架,阐释三次伟大飞跃的内在机理、阶段特征与辩证统一关系。研究发现,五重逻辑相互嵌套、协同运转,共同揭示党的百年奋斗内在规律,弥补单一视角研究的局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镜鉴。

关键词:三次伟大历史飞跃;党的领导;矛盾运动;人民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①。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三次伟大历史飞跃作为百年奋斗重大论断,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首要历史经验,成为解析党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议题②。

围绕三次伟大历史飞跃,学界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总体可以归为历史叙事、单一理论阐释、多维整合研究三类。历史叙事取向研究重在梳理百年党史重大事件、历史分期与实践成就,还原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史实脉络,这类研究史料扎实,但多停留于史实铺陈,对历史现象背后深层哲学机理挖掘相对有限。在单一理论视角研究层面,学界分别从矛盾分析法、人民群众史观、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角度展开解读。韩庆祥从历史与理论双重维度剖析 “三个起来” 演进脉络,阐释历史变迁背后的内在规定性;颜晓峰聚焦理论飞跃与实践飞跃的对应关系,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与民族复兴实践之间的关联。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专门聚焦人民主体性或者中国式现代化,选取某一特定维度展开深度剖析。但此类研究往往容易把完整的历史进程拆解为孤立片段,难以呈现三次伟大飞跃立体、有机的整体面貌。

近些年,部分学者开始转向多维整合研究,尝试搭建二维或者三维分析框架,把矛盾运动、人民立场、现代化实践等要素纳入统一视野。但既有的多维研究普遍存在一个共同倾向:大多将党的领导视作不言自明的宏观背景与外部前提,很少把党的领导提炼为独立的政治逻辑维度,系统分析其与动力、价值、实践、理论逻辑之间相互塑造、彼此约束的耦合关系。换言之,现有多维框架多止步于 “动力‑价值‑实践‑理论” 四维,党的领导仅仅作为叙事底色,没有进入框架内部成为可分析、可比较的内生变量。与此同时,不少研究对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性把握不足,容易形成线性进步的简化叙事,对多重逻辑之间失衡、扰动的发生机制讨论偏少。

既有研究仍存在视角碎片化、耦合机制分析薄弱、历史复杂性挖掘不够等问题。据此,本文搭建五维一体化分析框架:以党的领导逻辑回答飞跃的政治保障问题;以矛盾运动逻辑揭示飞跃发生的内在动力;以人民主体性逻辑阐明发展的价值立场;以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展现实践展开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把握理论引领机制。五重逻辑相互印证,构成解读三次伟大飞跃的完整分析范式。本文着重探讨:五重逻辑在三次历史飞跃中的阶段性展开,以及多重逻辑之间的耦合统一关系。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创新在于构建五维耦合框架,提炼矛盾化解、人民主体性演进、理论‑实践飞跃同构三组递进序列,纳入历史曲折性约束条件,实现从分视角解读向整体性机理阐释的转换。

一、党的领导:三次伟大飞跃的政治保证逻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实现三次伟大历史飞跃的根本政治保证。近代诸多政治力量救国探索归于失败,洋务派、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却都无法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根源在于缺少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兼具科学理论指导与强大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先进无产阶级政党。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贯穿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全过程,由领导权建构、组织体系运行、方向把控、制度建构与自我革命共同构成的现实实践机制。

(一)站起来:革命时期集中统一领导凝聚解放力量

近代中国社会一盘散沙,民众处于分散化状态,旧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完成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确立坚强领导核心,依托严密组织体系、工农群众基础与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分散的社会力量聚合为改造旧世界的革命力量。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党在革命斗争中坚持自我革命纠正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在挫折之中不断调适革命策略,凝聚起分散的社会力量,为社会矛盾的革命性化解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若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近代中国对抗性社会矛盾就难以通过自觉的社会革命得到彻底解决。

(二)富起来:改革开放进程总揽全局的领导优势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充分证明,离开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容易偏离正确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旗易帜,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党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守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不动摇,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兼顾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群众首创,把握改革节奏与边界,有效协调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凝聚全社会改革共识,推动我国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并非社会自发演化出来的社会运动,而是在党的主导下有目标、分阶段、可控推进的伟大社会变革。

(三)强起来:新时代全面领导推进民族复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类深层次矛盾叠加显现。新时代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脱贫攻坚、重大风险防控、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之中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开启中华民族 “强起来” 的新征程。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够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挑战。

(四)政治领导逻辑的内在规律

党的领导方式不是凝固不变,而是随着时代中心任务动态调适。革命阶段,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革命动员、阶级组织与旧制度的革命性重塑;改革开放阶段,领导方式侧重统筹协调,在坚守根本制度前提下推进渐进式制度革新;进入新时代,则走向制度治党,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化、规范化。从内在运行机制来看,党的领导包含两大支柱:一是方向引领机制,把握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质,确保国家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二是自我革命机制,依靠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及时纠正自身认识与实践偏差,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的领导不是游离于其他四重逻辑之外,而是串联动力、价值、实践、理论逻辑的政治主轴。一旦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社会矛盾化解、人民力量凝聚、现代化推进、理论创新工作都会受到系统性冲击,整个历史进程的耦合平衡便会遭到扰动。

二、矛盾运动:三次伟大飞跃的动力逻辑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体现,直接规定特定时代的中心任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历史质态跃迁的直接动因,但社会矛盾本身是客观物质过程,自发的矛盾运动并不能够自动完成社会形态的改造,必须依靠先进政党对矛盾的自觉研判、主动把握与能动调适。三次伟大飞跃,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研判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质变进程。

(一)站起来:对抗性矛盾的革命性解决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居于支配地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救国尝试,只是试图在保留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局部改良,无法消解这一组对抗性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 “三座大山” 的压迫,新中国成立实现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历史跨越,随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制度层面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桎梏,为后续社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奠定根本制度基础。

(二)富起来:体制机制矛盾的渐进式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曾出现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重大偏差,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中心任务,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曲折,这一历史教训印证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价值。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开放由此全面铺开。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并不颠覆既有根本制度,而是针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机制环节开展渐进调整,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潜能,做大社会生产总量,以此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改革方式化解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对抗性的体制机制矛盾。

(三)强起来:结构性矛盾的系统性治理

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巨大跃升,“落后的社会生产” 不再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症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内涵与矛盾类型发生深刻转变,客观上推动矛盾化解方式升级。在党的全面领导之下,国家治理从过去相对侧重单一经济增长,转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系统性变革,发展重心从总量扩张转向发展质量提升,着力破解区域、城乡、分配、生态等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进入全方位质态提升的新阶段。

(四)动力逻辑的内在规律

三次伟大飞跃之中,矛盾化解方式形成 “革命性解决→改革性解决→系统性解决” 的递进序列。这一演进既是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变迁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表征中国共产党认识、驾驭社会矛盾的理论自觉不断提升。矛盾运动本身体现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前一阶段矛盾化解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条件,构成后一阶段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旧的主要矛盾得到基本化解之后,新的矛盾又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推动历史向前跃迁。必须看到,社会矛盾只是提供历史变迁的客观可能性空间,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离不开先进政党的主观自觉。科学研判、有效驾驭社会主要矛盾,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推动实现历史飞跃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脱离政党的自觉实践,客观矛盾不会自发生成伟大历史飞跃。

三、人民主体性:三次伟大飞跃的价值逻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不只是国家层面的历史阶段更迭,同时是人民主体性不断生成、拓展、走向全面实现的价值演进过程。人民主体性并非抽象思辨层面的概念,而是受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现实规定,是衡量社会发展成效的根本价值尺度。同时,人民主体力量不会自发凝聚,人民主体性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引领与制度保障。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来看,三次伟大飞跃进程中人民主体性的演进,与 “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 三形态具有内在呼应关系,为理解人民主体性演进提供深层理论视域。

(一)站起来:人民政治主体地位的确立

近代民族危机同时伴随着人民主体性的整体性丧失,广大民众遭受多重压迫,缺少基本政治权利,难以获得自主发展空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新中国成立,从根本上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摆脱被压迫、被支配的依附地位,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主体地位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得到正式确认。这对应人的发展第一形态,完成人民政治层面的解放。但政治层面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能立刻带来物质层面发展能力的同步提升,广大人民物质生活依旧贫困,这构成下一阶段价值诉求生成的历史起点。

(二)富起来:人民实践主体能力的增强

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等诸多社会实践创新,最初都来自基层群众的探索,这些来自实践的创造,经过党的总结、提炼与推广上升为国家层面改革政策。亿万群众摆脱普遍贫困,实现从温饱走向总体小康。人民不再仅仅是发展成果被动的接受者,同时成为社会财富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创造者,在市场经济实践之中不断积累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实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发展差距客观存在,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呈现不均衡状态,人的发展依旧受到现实历史条件约束。

(三)强起来:人民主体价值的全面实现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超越单纯物质文化范畴,拓展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更加多元的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将人民主体参与嵌入决策、治理、监督的全链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一整套制度实践共同搭建起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这一阶段向着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迈进,推动人民主体价值走向更加全面的实现。

(四)价值逻辑的内在规律

整体来看,人民主体性呈现 “政治主体地位确立→实践主体能力增强→主体价值全面实现” 的递进形态。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必要价值条件,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价值目标的进一步升华。人民主体性不会自动生成,不是历史自发馈赠,而是在客观历史条件约束之下,依靠党的领导与人民共同奋斗才能够转化为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为人民主体性跃升创造客观物质与制度条件;人民主体性的提升,又反过来推动社会需要不断升级,促使社会矛盾向着更高层次演化,二者形成辩证运动关系。

四、中国式现代化:三次伟大飞跃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三次伟大飞跃的实践载体与现实归宿。三次伟大飞跃依次完成现代化前提创设、现代化发展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生成、持续推进的完整历史阶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属性。西方现代化建立在殖民掠夺、资本逻辑主导基础之上,伴随两极分化、社会撕裂、人与自然对立等固有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与之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站起来:创设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前提

近代中国开展的现代化尝试属于外源被动式现代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旧时代各类现代化改良运动都难以取得成功。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破除旧的社会桎梏,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锚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之中存在曲折,但这一时期搭建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后世现代化建设筑牢物质与制度根基。

(二)富起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重要范式转型: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大制度创新,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极大释放生产力活力。“三步走” 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大规模社会实践,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时代潮流。

(三)强起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进入新时代,理论层面系统概括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坚持党的领导位列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首。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五大特征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由过去相对侧重经济现代化,拓展为 “五位一体” 统筹协调的全面现代化;从追赶型现代化,逐步走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的参照与选择。

(四)实践逻辑的内在规律

三次伟大飞跃之间是递进包含,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站起来创设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富起来开辟现代化发展道路,强起来拓展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前后阶段成果相互继承。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本身就是百年三次伟大飞跃实践沉淀形成的理论结晶,内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与前进方向,动力逻辑揭示的矛盾运动、价值逻辑彰显的人民诉求,最终都必须依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实践载体,才能够落地转化为现实。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伟大飞跃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与中华民族三次实践飞跃时序同步、因果规定、成果互证。中国共产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主体。理论创新引领实践突破;实践发展检验理论真理性,不断催生新的理论创新课题,二者构成双向互动的有机整体。“两个结合”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在不同历史阶段,“两个结合” 有着不同的实践侧重点。

(一)站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部分共产党人陷入教条主义误区,机械照搬书本结论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国情,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在革命实践反复检验之中,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加侧重第一个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时代命题,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科学行动指南。“站起来” 的伟大实践验证理论科学性,同时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持续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

(二)富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时代课题,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体系回应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政党建设、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命题,指引改革开放实践,推动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检验理论真理性,现实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持续推动理论完善发展。

(三)强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临一系列全新时代课题。新时代党明确提出坚持 “两个结合”,既坚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该思想系统回答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等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 等重要内容,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科学指引。强起来阶段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特征更为突出:理论引领强国建设实践,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倒逼理论持续创新发展。

(四)理论逻辑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与三次伟大飞跃实践进程,存在三重同构关系:时序同步性,理论飞跃与实践飞跃在百年党史进程同步推进;因果规定性,理论创新提供行动纲领引领实践突破;成果互证性,实践成就检验理论真理性,实践难题催生新的理论成果。二者不是简单单向的理论决定实践,而是双向互动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论创新的实践主体,不断推进 “两个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机制。

六、五重逻辑的辩证统一:三次伟大飞跃的整体性阐释

政治领导逻辑、动力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并不是彼此孤立、简单并列的要素集合,而是相互嵌套、内在耦合的有机整体。党的领导这一政治逻辑居于统摄地位,串联并且激活其余四重逻辑协同运转。但这种统摄不是单向支配,五重逻辑之间存在复杂双向塑造关系:社会矛盾运动不断抛出时代课题,倒逼理论实现创新发展;人民群众现实诉求规定价值方向,校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目标;现代化实践取得的现实成就,又进一步夯实党的领导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而理论创新成果又帮助党更加科学认识社会矛盾、凝聚人民力量,推进现代化实践。多重逻辑互为条件、彼此约束。

具体来看,矛盾运动提供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动力,但单纯自发的矛盾运动无法自动走向人的解放;人民主体性为矛盾运动赋予价值方向,确保社会发展服务于人民;而无论是矛盾运动的展开,还是人民价值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依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实践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则为认识矛盾、凝聚人民力量、推进现代化实践提供科学思想引领。五者形成 “党的领导统摄全局,矛盾运动为基、人民主体性定向、中国式现代化承载、创新理论引领” 的嵌套结构。

五重逻辑贯穿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三个完整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同时内含五个维度,只是各维度呈现的具体历史形态存在明显差异。站起来阶段:党发挥革命领导作用,以革命方式化解对抗性社会矛盾,确立人民政治主体地位,创设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前提,依托毛泽东思想提供理论指引;富起来阶段: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依靠改革调整体制机制矛盾,增强人民实践主体能力,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改革实践;强起来阶段:党发挥全面领导作用,运用系统性治理破解结构性发展矛盾,推动人民主体价值全面实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

五重逻辑的耦合统一,集中体现历史客观规律性与人民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矛盾运动提供历史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空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科学理论指引,帮助党把握历史客观规律;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把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现实。同时也要看到,五重逻辑协同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例如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党的领导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出现误判,直接造成动力逻辑判断失准,价值、实践、理论逻辑随之发生扰动,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这一历史实例证明,当党的领导弱化、理论认知出现偏差、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时,五重逻辑之间的耦合平衡就会受到破坏,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反向印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障五重逻辑协同耦合的重大现实意义。

结语

中华民族三次伟大历史飞跃,是党的领导、矛盾运动、人民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重逻辑协同推进的百年历史进程。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矛盾运动是根本动力,人民主体性是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想引领,五者一体贯通,共同揭示百年奋斗的内在机理。把握五维耦合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规律的理解,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定。新征程上,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研判并妥善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坚守人民主体地位,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侧重于宏观历史机理分析,仍然存在若干局限。第一,研究以定性理论阐释为主,缺少对不同历史阶段五重逻辑耦合强度的量化测度,尚未构建可操作指标体系衡量政治领导、动力、价值、实践、理论之间联动强弱;第二,本文立足于百年党史整体宏观叙事,对地方层面鲜活实践案例挖掘有限,框架更多完成宏观逻辑建构,缺少中观、微观案例实证支撑;第三,全球比较视野尚有拓展空间,只是简要对比西方现代化模式,尚未将三次伟大飞跃置于世界现代化宏大历史之中,开展多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

后续研究可以沿着三条路径继续推进:一是引入系统动力学分析思路,尝试搭建系统演化模型,模拟五重逻辑在党的领导条件之下动态演化过程,推动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结合;二是搜集地方党史、基层治理史料,选取典型区域开展案例实证研究,检验五维框架在地方治理场景的解释效力,丰富框架经验支撑;三是进一步拓展全球比较维度,结合世界现代化发展史,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启示,深度挖掘三次伟大飞跃蕴含的世界历史价值。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 颜晓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理论飞跃与中华民族三次实践飞跃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02):5‑14+155.

[8] 韩庆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J].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2019,23 (01):5‑14.

[9] 张奎良。人民主体性的历史嬗变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03):108‑114.

[10] 辛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文明意蕴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01):89‑98+156.

作者从左到右依次为:李春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曾亢(广东深圳弘雅小学教师)  闫丽琴(河北衡水学院教授)

【责编 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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