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1909-1978）是我党我军的一位卓越电子信息战略专家和我国电子信息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他是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以超前眼光推动新中国的电子通信、侦察、电子对抗、航空航天、培养人才、传媒、创办社团等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从半部电台起家到奠定国家电子信息工业体系，深刻塑造了中国电子信息技术的未来格局。今天，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学习传承王诤的科技思想和科学精神有重大意义。

电子信息领域战略专家王诤

一、从“国军”的吴人鉴到红军的王诤

王诤原名叫吴人鉴。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2月，他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8年6月，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军队第18师任无线电台中尉报务员。

青年时期王诤

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他主动要求加入红军，并改名为“诤”，取意“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这一年，他21岁。国民党军消失了一个中尉吴人鉴，人民队伍里诞生了一名红军报务员——王诤。

二、“半部电台起家”开创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王诤参加红军仅十几天，就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这时的无线电大队只有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的“半部电台”。因为电台是由收报机和发报机两部分组成的，发报机在缴获时被不知其为何物的红军战士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只能收不能发，顶多算是“半部电台”。这就是王诤亦即中央红军“半部电台起家”说法的由来。

王诤就用这半部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收听敌军情报，帮助红军了解国民党军动向。不久，红军又缴获了“剿共”的国民党部队一部15瓦电台，王诤和他的战友就靠着这“一部半”电台，修复并组建了红军首个无线电台，结束了红军“信息盲战”的历史。

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行军路线都被王诤的无线电队监听得一清二楚，并报告朱德、毛泽东。根据王诤的情报，在敌人必经处设置了伏击圈，电子侦听大显神威，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庆功会上，毛泽东赞扬他们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还特地请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这个大功臣。从此，我军开启了电子侦察工作。

1938年6月，王诤根据中央军委要求负责筹建延安通信材料厂，自力更生制造通信器材，适应抗战需要。王诤曾兼任第二任厂长，为了解决原材料短缺的问题，他进工厂亲自操作，和工厂的同志们一起设计制造电阻、电容、开关、电键等许多元器件。先后装配出数百部手摇发动机和电池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材料厂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批量生产出5瓦、15瓦、50瓦、500瓦等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为抗日战争提供通信装备和电器设备的供应和维修保障。甚至，材料厂还为中央机关拆换电灯泡。王诤就多次亲自动手为领导人修理收音机。

延安通信材料厂的技术人员在窑洞研制通信设备

在延安通信材料厂建立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为祝贺延安通信材料厂专门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三、开创从战场干扰到体系威慑的电子对抗事业

1951年冬，抗美援朝进入了激烈的相持阶段，美军为了挽回不利的战场态势，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派遣大批飞机，装载无线电干扰机，对我援朝运输线狂轰滥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原总设计师张履谦院士介绍：美国人的飞机装上干扰机以后，我们的防空警戒雷达和空军指挥雷达就受到严重干扰。敌机来了，我们的雷达不能发现目标，空军指挥雷达就不能测高，无法引导飞机升空作战，只能被动挨打。彭德怀当时急电军委，点名调时任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入朝。

破解难题的任务很快就交到王诤的手中。王诤带领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张履谦，直接奔赴前线进入空军部队的雷达站研究对策。王诤指示，要守候在雷达站，不找到对付干扰的办法不回去。王诤10多天时间都在前线，亲自和雷达操作员一起研究、试验，共同摸索出了4条雷达反干扰措施：一是改变雷达站工作频率；二是微调接收机本振；三是降低雷达接收机增益；四是将最强的干扰方位角上报，由指挥部根据多部雷达受干扰方位进行几何定位。这是我军电子对抗最早的条令，虽然看似简单，但前线部队采用之后，立竿见影，全军立即推广。

张履谦院士回忆当年工作情况

上世纪60年代，王诤带领技术团队，研究消化侵入我领空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干扰技术，给我地空导弹雷达加装了反干扰装置，协助部队多次击落美军入境侦察的U-2高空侦察机。

1972年春，王诤刚刚从“造反派”’的管制中解放，尚未恢复工作，面对世界军事走向，电磁干扰日益频繁，他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电子对抗。当时海空军电子设备很不配套，王诤在充分的基层调研基础上，专门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要求优先研制211项电子战装备，立即成立电子对抗领导小组，立即组织一次全军的电子对抗演习。

1974年6月17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王诤起草的《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报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阴阳怪气的表示：我保留意见，你们无非是要编制、要人、要钱、要房子，还要富丽堂皇的。张春桥的这番发言，无疑是行使了“否决权”，电子对抗事业再次陷入丧失发展机遇的危险。

王诤再次就电子对抗的战略目标、组织领导、部队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详细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国务院、中央军委迅速通过了《关于加强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

1977年4月，叶剑英在陆海空三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根据主席亲笔批示，军委决定在总参谋部组建第四部，分管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各大军区同时设立对口机构和组建相应的电子对抗部队。经军委研究提名并报请主席批准，决定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

王诤在武汉全军第一次电子对抗演习作总结讲话

四、“通天盖地”筑梦航空航天事业

1957年，王诤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组织筹备成立二分院（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前身）并兼第一任院长。二分院主要承担火箭、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任务，航天二院人的梦想，就是为国家研制先进国防产品。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至今，二院先后历经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七机部二院、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二研究院、中国航天机电集团第二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等发展阶段，始终不变的是航天人铸盾空天的报国初心。

1973年初，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特意将时任四机部部长王诤请到西花厅，将尼克松送给自己的一张通信卫星地面站的照片递给他：“我们的人造卫星过几年就能上天了，但如果没有这种地面站，我们的卫星只能吊在半空中，三年内我们能不能造出自己的地面站？”“完全可以。”王诤思忖片刻，坚定地回答道。

王诤当着周总理的面，立下了“军令状”。而且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设想和建议：我国的卫星技术体制，应与国际卫星通信组织使用的频段相一致，以便加入国际卫星通信网，一旦打起仗来，可以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同时，有关卫星加密的问题应从终端上解决。

那一段时间，王诤白天带领技术人员到工厂调研，晚上让技术人员给自己讲课。回到北京之后，王诤又多次召集相关单位进行座谈，然后以四机部的名义，给周总理和叶剑英写了报告，决定以江苏省为基地，自行设计、试制我国的卫星通讯地面站。

1975年12月以来，周总理的病情日益加重，我国自主建造的卫星通信站也已经试制完成。当王诤带着国产卫星通信站的照片赶到305医院时，周总理拿着照片激动地说：“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国家四机部、国家七机部、广播电视部、总参通信部等部门联合起草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呈报毛主席批准。我国卫星通信工程由此启动，并命名为“331工程”。

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中央站）主机楼基建施工中

曾经担任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主任的王子忠先生，在“书写科学·赋能国防”座谈会上介绍：王诤部长专门组建了“331工程”办公室，负责部门和厂、所、军队之间的协调工作。总参第一通信总站抽调了精兵强将负责北京卫星通信地面站（中央站）建设工程，进行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的建设方案制定，选址、电测等项工作。此时的王诤部长已经积劳成疾，被查出患有肾癌，接受手术治疗后，王部长仍在拼命抓紧时间工作……

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0B星）发射成功。4月17日，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和专家齐聚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观看了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各项通信试验的传输实况，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北京指挥所通过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4月20日，张爱萍部长亲临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视察，并欣然命笔为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题词：“通天盖地”。此时是王诤逝世6年后，他的卫星通信梦得以实现。

原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主任王子忠先生（左）为2024“书写科学·赋能国防”座谈会题字，作者许向阳（右）

五、开创军事电子信息教育体系，创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诤对电子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的贡献始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通信教育。1931年，红军在江西宁都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王诤就是那里面的“主教官”。随后，成立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后发展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之一），他担任校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分报务和机务，报务班有胡立教、曹丹辉、江文等12人，机务班有李富春等5人，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到中央红军长征前，培训班共举办了11期，培训出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在资源匮乏的苏区，王诤亲自编写教材、制定课程，培养了一批掌握无线电技术的骨干人才，这些人才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他主导的无线电训练班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学员不仅学习电码收发、设备维修，还需参与战场通信实战，这种“战训结合”的理念成为后来军事通信教育的核心。

王诤给学员授课的场景（西电档案馆）

解放战争时期，王诤担任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兼政委，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该校以培养高级通信技术人才为目标，课程涵盖无线电工程、密码学、电子设备制造等，为新中国储备了首批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不仅解决了战争急需，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子信息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王铮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三任校长的学校迅速成长发展，1958年，从河北“西迁”到古城西安，校名几度更迭，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至今。1959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20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97年，成为全国211工程建设大学，现有2个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王诤的教育思想始终围绕“国家需求”与“实践创新”两大核心。他开创的军事通信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电子信息技术行业输送了第一批专业人才。

六、创办《参考消息》和新闻广播，实施“748工程”赋能计算机时代

1931年，王诤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在保证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同时，增加人员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经过翻译、编辑，定名为《参考消息》，这即是现在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初创，并延用至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被命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并且由此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呼号定为“CSR”。电台的声音深得民心，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希望。

1973年，王诤敏锐地把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开始就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发展政策问题展开调研，提出了要在我国大力推广使用计算机，不能不解决汉字信息处理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无法依靠西方发达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创新。王诤作为“出题人”，前瞻性地提出计算机时代的“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并通过立项“748工程”寻求“答题人”。

1974年8月，四机部部长王诤牵头策动一机部（后改称机械工业部）、中科院、新华社、国家出版局联名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计划予以立项的请示报告。1974年9月，国家计委发文批复，同意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并决定由王诤任部长的四机部负责召集成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1976年9月，在王诤、郭平欣等人的坚决支持下，“748”工程领导小组最终决定采用数字式汉字字模的技术方案，正式选定北京大学作为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单位，年轻的王选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王选团队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答题人”。这一决定有力推动了748工程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最终由计算计科学家王选团队研制我国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印的首张报纸样张

七、学术交流从创办《通信战士》到创建中国电子学会

1939年底，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准备办一本杂志的事想了很久，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两个青年学生干部王进和林风。并叮嘱：三局的业务和各根据地的联系越来越广，为了交流前后方的经验，使通信技术人员更好地掌握手中武器，我们需要办一个自己的刊物，刊物定名为《通信战士》。

原《通信战士》杂志社总编辑赵志辉大校介绍办刊情况

曾任《通信战士》杂志社总编辑赵志辉大校介绍：当时，延安的一些军政报刊都有毛主席的题字或题词，林风在王诤授意下起草了“发刊缘起”，请求毛主席题写刊名。过了10多天，毛主席的批复回来了。看着毛主席的题字和批示，3个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们把毛主席手书的“通信战士”精心刻成木印章，并从市场上买来了油印机、油墨、蜡纸和纸张。1940年元旦，套红印着毛主席书写刊名的《通信战士》正式出版。

在军委热情关怀和广大通信兵的支持帮助下，《通信战士》越办越红火。除开辟“电学讲座”“制造报告”“技术问答”“工作经验”等专栏外，还刊登反映通信战士生活的文章。1941年10月，在第11期《通信战士》杂志上刊登毛主席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通信战士》杂志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亟需在电子通信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当时，国内电子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学科分散在电机工程等领域，缺乏统一的学术交流平台。王诤作为中国电子通信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深谙电子技术对国防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亟需推动电子学科的独立发展。

王诤提出创办中国电子学会的核心动因，源于其对学科整合的前瞻性思考。当时，电子学涵盖通信、雷达、计算机等多个分支，但相关研究分散于不同机构，缺乏跨领域协作。他主张将“弱电”（电子学）从传统“强电”（电机工程）中分离，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以加速技术突破。这一思路既符合国际趋势，更契合中国国情。同时，学术团体在打破部门壁垒，促进产学研结合，实现技术共享与创新具有独特作用。

1956年，王诤发起并主持了30余名专家参与的座谈会，论证成立电子学会的必要性。会议在命名问题上引发激烈讨论：邮电部门代表主张涵盖“有线电”，而学界更倾向“无线电电子学”。最终，王诤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促成共识，定名“中国电子学会”，既体现学科广度，又保留未来发展空间。同年6月，中国电子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王诤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并组建了学术、组织、编辑三大委员会，确立了学会的初步架构。经过六年筹备，1962年4月10日，中国电子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并明确了“促进学术交流、服务国家建设”的宗旨。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344名代表参会，标志着中国电子学科从此有了统一的学术平台。 

王诤以战略家的视野和实干家的魄力，为中国电子学会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倡导的“民主办会”“服务大局”理念，至今仍是学会的核心精神。

八、鞠躬尽瘁谋划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战略

1963年，我国成立了纳入国防工业体系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王诤将军为首任部长。为制定电子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他组织专题调研后，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确定了电子工业发展必须军民结合的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电子工业要为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服务的方针”，使电子工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1977年，在病房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诤依然牵挂着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写下了长达5000字的报告，上报给中央领导。

报告分析了“文革“之后我国主要通信装备、雷达装备、配合战略导弹的定位和大型控阵预警雷达、卫星通信地面站的现状。指出电子基础工业落后表现在：”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的技术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品种不齐套；超高频电子管工作频率不全，寿命短；光电器件（激光、红外、显示）还只仅开始研制；电子元件不能适应电路集成化以后的体积小、低功耗、高密度、高灵敏度的要求。”

报告提出了加速发展的6项意见：关于贯彻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平战结合、寓军于民，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方针；关于坚持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生产与科研密切结合的方针；关于加强三线建设问题；关于管理体制问题；关于电子工业必须优先发展基础产品，做到基础先行；关于立足现有装备、发挥现在装备的作用、准备打仗的问题。以及发展军民兼顾的军用电台兼顾民用电台系列，军用雷达兼顾民用气象和导航雷达；军民通用的计算机、电传机、传真机、接力通信机、测量仪器等。

1978年8月13日，时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第四部部长的王诤病逝于北京。王震副总理致悼词，评价王诤“是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为发展我国电子技术和尖端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战略专家：王诤中将

王诤伴随着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进程，他坚持问题导向，以精湛的专业知识，深邃的科技思想，不断提出电子信息技术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他传奇的人生论文，书写在了科技强国的历史中，写在了祖国的广袤大地上。（主要信息来源：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国家电子工业部史料及有关专家介绍，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学文化传播专业委员会主任、《科学家》杂志名誉总编辑。曾供职于解放军原总参某通信团、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中央站）、总参通信部机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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