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应产业景气分化，提升价值密度

我于今年4月刊发于《中国工业报》理论版头条的文章第一次提出密度经济学的内涵及应用，不同于工业上的密度经济，这里我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已无法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经济流动解释为经济密度，增长不再是国家、地区、企业的目标，“长治久安”才是重点。翻看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10月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3%，较9月回落0.8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均为49.7%，分别回落0.5和1.0个百分点。2026年7月至10月，制造业PMI分别为49.2%、49.8%、50.1%和49.3%，连续四个月中有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将观察期拉长，2025年全年有9个月制造业PMI低于50%，2026年1—10月则有5个月低于50%、4个月高于50%、1个月持平。这一变化表明，2026年制造业景气较上年有所改善，但短期波动与行业分化依然明显。PMI是月度景气扩散指数，不能直接代表经济总量和长期增长潜力。相较于景气指数的短期升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传统规模扩张模式的边际收益逐步减弱后，新增长机制如果不能及时形成有效接续，就可能出现所谓“巴西式增长停滞”。

从分行业和企业规模看，制造业景气呈现明显分化。2026年10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51.3%和50.6%，仍处于扩张区间；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分别为48.8%和47.3%，需求相对偏弱。大型企业PMI为50.2%，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为48.4%和47.5%。非制造业内部同样分化，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48.0%，服务业为50.0%，其中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保持较高景气。

这种分化表明，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同产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价值创造能力出现差距。当规模扩张不再必然带来成本下降和收益增长，经济密度的提升需要落实到具体产业空间。开发区集聚了资本、技术、企业和基础设施，是观察规模优势能否转化为价值优势的重要窗口。在开发区层面，价值密度可以通过三类同口径指标观察：一是单位土地产出，如单位土地工业增加值、亩均税收；二是单位资本产出，如资产收益率、投资产出比；三是经营现金流对债务本息的覆盖程度。本文后续讨论的资产盘活、平台转型、体制调整、招商方式和评价机制，分别对应提高这三类指标的不同环节。

以陕西为例，开发区已经形成较为可观的产业规模。2025年西安高新区生产总值达到3481.12亿元，西安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142.17亿元；同时，2026年上半年西安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3.1%。上述数据的统计口径、地域范围和时间区间不同，只能说明区域经济面临的压力，不能直接据此判断开发区的价值创造效率。要判断要素集聚是否同步提高了单位资本产出、产业协同效率和持续经营能力，还需要补充开发区层面的同口径数据。对基础较好的开发区，下一阶段应提高现有企业的技术附加值、产业链配套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中小开发区，应把厂房利用率、企业实际订单和项目投产收益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减少缺乏明确产业需求支撑的新增建设。

可由省级开发区主管部门会同统计、工信等部门，将制造业PMI、重点行业景气和园区企业订单变化纳入项目投资研判，建立季度监测和动态调整机制。对传统建材、高耗能等需求偏弱且存量产能较大的领域，优先支持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低效产能整合；对光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装备、先进制造等发展基础较好的领域，重点补足中试验证、关键零部件和产业化配套。重大产业项目不宜仅依据预计产值和协议投资额决策，还应结合实际订单、产能利用率、市场增长空间和经营现金流开展评估，使开发区投资由追求建设规模转向提高产业价值。

二、以经营性资产盘活带动化债，提高单位资本产出

既有资产如何产生真实收益并改善债务结构。陕西开发区化债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债务余额下降并不意味着偿债能力同步改善。2026年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2025年全市化解隐性债务398亿元，偿还企业账款302亿元，44家融资平台累计退出39家。随着存量债务逐步压降，下一阶段的问题在于现有资产能否产生收入，以及债务化解能否与园区产业发展相互支撑。如果资产不能形成稳定收益，单纯调整融资期限和债务结构，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园区的财务状况。

西安市正在探索通过专业化资产运营化解这一矛盾。2026年8月，西安市印发陕西长安资产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组建方案，明确首期注册资本50亿元，后续根据实际需要逐步扩充至100亿元，主要围绕存量资产盘活、资源配置优化、资产运营增效和债务风险出清开展业务。这一方案的意义在于尝试把分散于不同企业的存量资源转化为可以专业管理、持续经营和市场化处置的资产组合。该公司目前尚处于组建阶段，实际盘活成效仍有待观察。过去部分开发区依靠融资建设厂房、道路和配套设施，形成了较大资产规模，但资产使用效率、经营收益和债务期限并不匹配。将化债与资产运营结合起来，有助于改变资产规模较大而经营现金流不足的局面，从资产端提高单位资本产出。

不同类型资产的价值实现方式不同，不能简单通过统一注入资产管理公司实现风险出清。对已有稳定租金、服务收费或其他经营收入的资产，重点改善运营效率和融资结构；对区位条件较好但出租率偏低的厂房、楼宇和产业载体，通过调整产业定位、引入专业运营机构和完善企业配套提高使用率；对长期闲置、缺乏经营优势的资产，依法通过产权交易、股权合作等方式加快处置。资产转让应坚持权属清晰、独立估值和公允定价，防止关联交易虚增资产价值或通过债务转移掩盖实际风险。

省级层面可对重点开发区开展债务与资产穿透式梳理，区分政府法定债务、存量隐性债务、企业经营性债务及相关或有风险，将债务形成原因、偿还期限、底层资产、现金流来源和责任主体逐一对应。对依法属于政府支出责任的事项，按照预算管理和现行化债政策妥善安排；对企业经营性债务，更多依靠经营改善、资产处置和市场化重组偿还；对低效项目，停止无效追加投资，避免通过新增融资维持低效资产运转。资产处置回款和可分配经营收益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定清偿顺序用于存量债务压降。只有存量资产能够带来持续收入，债务风险化解才可能从依靠外部资金支持转向企业自身经营修复。

三、推动融资平台由形式退出转向主营业务重建

融资平台退出后，企业依靠什么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过去部分开发区企业同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项目融资和市场化经营任务，收入来源与支出责任长期交织。随着政府融资职能剥离，企业原有的业务结构、融资方式和经营机制都需要重新调整。如果只完成名称变更、股权划转和融资主体压减，而没有形成稳定主营业务，退出后的企业仍可能依赖财政支持，经营现金流对债务本息的覆盖程度也难以提高。

主营业务的选择应与园区产业基础相匹配。对西安高新区、西安经开区等产业基础较强、经营性资源较为丰富的园区，可将部分原有平台企业转向产业投资、科技服务、标准厂房运营和供应链管理，通过服务现有产业形成持续收入。对汉中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宝鸡相关装备制造园区等主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可围绕航空装备、工业配套和专业化设施运营，推动企业由承担建设融资任务转向提供产业服务。对文旅型和综合城市开发型园区，应更加重视经营性收入与历史公共投入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照搬工业园区的资产经营方式。

在组织层面，对业务重复、资产分散的企业，通过同业整合减少管理层级和运营成本；对长期缺乏市场需求且不能持续经营的企业，依法有序推进重组或退出。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真实经营能力和项目现金流决定融资支持，不再依赖对地方政府信用的预期。对历史形成的公益性项目债务，应依法厘清政府与企业责任，不得通过违规担保、回购承诺或新增平台借款形成新的隐性债务。

企业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原有合同责任和债权人权益并不随之消失。对债券、银行贷款、非标融资及关联担保等，应明确偿还安排。省级有关部门可建立企业经营转型与信用风险跟踪机制，将融资职能剥离、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和经营现金流共同纳入跟踪，防止形式退出与实质转型脱节。

四、理顺管委会与运营公司权责，提高资产经营和产业服务效率

开发区从建设阶段转向运营阶段，管理体制也需要随之调整。过去以管委会统筹规划、建设、招商和公共服务的模式，在快速开发时期具有一定效率优势，但随着产业基础逐步形成，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交织的问题更加突出。部分园区经营性项目需要层层行政审批，企业难以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策；部分公共服务支出又由平台企业承担，使企业财务状况难以准确反映经营绩效。管理主体与运营主体职责不清，既降低资产使用效率，也容易导致债务责任边界模糊。

苏州工业园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较早实行行政管理与开发运营分离，山西部分开发区也探索了“小管委会+大运营公司”的改革方式。陕西可结合园区规模和发展阶段，逐步建立管委会负责公共治理、运营公司负责市场经营、属地政府承接适宜社会事务的管理机制。管委会重点承担规划管理、项目准入、政策执行、营商环境和风险监管等职责；运营公司重点负责产业载体开发、经营性资产管理、市场化招商和专业服务。双方通过权责清单、授权经营协议和绩效考核明确边界，减少行政事项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

曲江新区的调整为这一改革提供了现实案例。《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曲江新区按照责权利和资源资产相匹配的原则，逐步转型为市级文旅产业集团，社会管理事务移交行政区管理。社会事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移交，但相关资产、人员、经费和历史债务必须同步明确责任。对公共管理事项，应落实接收主体和资金保障；对经营性文旅资产，应依法明确产权关系和经营责任；对原有企业债务，应根据法律关系和合同约定确定偿还安排，避免行政职能调整后出现责任悬空或经营性债务重新向财政集中。

运营公司内部也应摆脱传统融资平台的管理惯性。具备条件的重点园区可以按照产业投资、资产运营、招商服务和科创服务设置专业业务板块，引进具有产业投资、商业运营、金融管理和供应链服务经验的人才，建立董事会授权和经理层市场化考核制度。需要财政支持的公共服务，应通过依法合规的预算和采购安排予以保障，不再以企业融资承担政府公共支出。

五、以产业基金、开放场景和链式协作替代优惠招商，提高项目在地增值能力

传统招商模式面临的约束，除税费和土地优惠空间收窄外，还在于产业项目对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企业选择落地园区，越来越重视技术成果能否完成验证、上下游配套是否完善、产品能否获得首批订单，以及企业能否在不同发展阶段获得适当融资。开发区如果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补贴力度和签约投资额上，容易形成引进成本高、实际转化少的问题，单位土地和单位资本的产出也难以提高。招商工作的重点应从降低企业进入成本，转向降低研发、生产和市场拓展中的综合成本。

湖南浏阳经开区的基金招商实践提供了参照。园区于2025年推出总规模30亿元的产业投资母基金，通过市场化管理机构开展投资，重点支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和高端装备等产业，并将基金投资与项目导入相结合。2026年1—8月，园区新引进产业项目78个，合同引资196.82亿元。这些数据说明浏阳经开区已将产业基金纳入招商体系，但基金对招商成果的具体贡献，还需结合基金投资项目明细、落地转化率和投资回报判断。陕西可结合现有政府投资基金体系，加强省、市、开发区之间的基金协同，避免不同园区重复设立规模过大、投资方向相近的基金。对西安高新区、西安经开区等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园区，可引入专业创投机构和产业龙头共同投资；对财政空间较小的开发区，更适合参与区域产业基金，通过市场化子基金和专业投资机构获得项目资源。

基金投资应匹配企业所处阶段。初创企业更需要与技术验证和中试周期相匹配的资本；产业化项目应关注设备投入、生产订单和市场拓展；成熟企业则可通过股权融资、并购合作和产业链整合扩张。基金管理机构应独立开展尽职调查、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财政资金重点承担产业培育中的公共性支持和早期共性风险，不得通过保本承诺、违规增信或政府回购安排转移市场风险。项目进入稳定商业化阶段后，应逐步减少直接扶持，引导企业依靠市场收入和资本积累实现再投资。

场景开放能够进一步提高招商项目的转化效率。山西晋城经开区出台应用场景建设试点方案，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与真实生产环境相结合，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验证和迭代空间[12]。陕西具有航空航天、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和能源化工等产业基础，可组织链主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开放工业检测、智能制造、装备测试、节能降碳和工业人工智能等场景。西安高新区可重点推动光电子信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场景应用，西安经开区可围绕汽车制造和现代能源开展设备更新与工艺创新，汉中航空产业园区可加强航空零部件及相关装备验证，榆林能源化工园区可探索绿色工艺和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场景开放应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不能将试验机会直接转化为排他性采购或财政兜底承诺。

陕西还可利用西安科技创新资源较为集中的优势，推动研发、制造和市场环节跨园区协作。由链主企业提出技术需求，高校院所开展研发，专业平台提供中试，具备制造条件的开发区承接产业化，再由企业订单检验技术和产品价值。宝鸡、咸阳、渭南和汉中等地不必重复建设与西安同类的研发平台，可在关键零部件、工程化制造、检测认证和专业化配套方面形成分工。对重点招商项目，除投资额和注册企业数量外，还应跟踪本地采购、研发投入、投产进度、企业再投资和产业增加值，使招商成效体现在陕西本地的产业能力和经营收益上。

六、以现金流、产业增加值和创新转化评价园区发展

开发区高质量建设不宜继续以土地开发面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项目签约数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对债务负担较重的园区，新增投资可能扩大资产规模，却未必改善经营现金流；对科技产业集聚较好的园区，研发成果和注册企业数量增加，也未必同步形成产业化收入。评价重点需要由资源投入转向价值产出，也就是转向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单位土地产出、单位资本产出和现金流覆盖程度。

陕西不同类型开发区应建立差异化评价机制。西安高新区、西安经开区等产业基础较强的园区，应更多考察研发成果产业化、关键技术突破、产业链配套和生产性服务增值；榆林经开区等资源型园区，应重点关注能源化工产业链延伸、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低碳转型；汉中、宝鸡等装备制造园区，应突出专业化制造、关键零部件配套和技术服务；文旅型开发区则需要更加重视经营性资产收益、消费转化、运营成本和自主偿债能力。不同园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不宜仅依据经济总量和投资增速横向排序。对产业基础薄弱、同质化竞争明显的园区，可通过跨区域产业协作、专业化托管和资源共享提高运营效率，减少重复建设。

省级层面可将债务风险、运营效率、产业增值和创新绿色发展纳入统一评价框架。债务风险重点观察经营现金流覆盖程度、逾期债务和融资成本；运营效率重点观察资产收益率、厂房使用率、闲置资产盘活率和企业服务质量；产业增值重点观察单位土地增加值、本地增加值、企业再投资和税收贡献；创新绿色发展重点观察技术成果产业化、单位产出能耗和资源利用效率。考核不宜简单叠加指标，应根据园区类型和发展阶段设置不同权重，使评价结果能够影响投资安排、资源配置和管理机制调整。

可选择西咸新区、曲江新区、汉中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产业基础不同的重点经开区开展分类改革试点，将化债、企业转型、资产运营和产业招商纳入同一评价周期，连续观察改革前后的债务结构、经营现金流、资产收益和产业增加值变化。对经营改善明显、产业发展形成持续收益的园区，支持其扩大专业化运营和市场化合作；对债务风险持续较高、资产长期低效和产业发展缺乏实际需求支撑的园区，实行投资约束、整改提升或依法依规整合优化。

陕西开发区转型的关键，在于让既有资产具备经营能力，让产业投入形成持续收入，让财政资源与市场资本各自承担适当责任，单纯减少融资主体或增加新的产业项目都难以达到这一目标。债务风险压降带动资产经营改善，管理体制调整提高运营效率，招商引资形成产业增加值，开发区才能由依靠投资扩张的建设平台转向具有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产业发展平台，这也是经济密度在区域层面的具体体现。

（作者：王鹏；皇甫政彤，作者单位：海南科技职业大学；陕西丝路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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