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此情可待成追忆
大字号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9周年纪念日。在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革命历程中，她的许多婉约细腻、催人泪下的故事，至今被人铭记。
邓颖超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全过程，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1970年5月20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他们夫妇俩最后一张合照 中新社发 许建梅摄
邓颖超1925年3月入党，和周恩来一起出席过中共六大，参与领导过白区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瑞金时期，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蒋介石遴选的中共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
从能力、资历和声望上，邓颖超作为一名正部长人选是绰绰有余的，但由于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所以在担任总理的26年间，没有安排她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甚至在工资等方面都没有按有关规定办理和执行，但她一如既往，毫无怨言，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全国妇女解放事业，竭尽所能帮助周恩来处理好家事等可能影响和分散精力的琐事，让周总理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她的勤恳和奉献，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明，美锦助衮辅。”对于赵朴初的赞誉，邓颖超当之无愧。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享年88岁。
早在1982年6月邓颖超便开始着手自己去世后的有关事宜，并分别于1978年和1982年，写了两份遗嘱，主要内容是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对周恩来的亲属不给予照顾安排；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等。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既是她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又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探望著名作家谢冰心 中新社发 陈刚摄
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她面对生死也是非常豁达的，她讲：把生死问题看透了，用乐观主义态度对待就会把个人的后事看得很淡。所以，活着时为人民服务，临死时也得为人民着想。
1991年7月，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院，此时她吃饭已非常困难。对其遗嘱，没有哪一位领导敢拍板按其要求来做，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尽最大努力来挽救这位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付出无数心血的老人。
1992年7月10日晚8点，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来病房探望，邓颖超用微弱的声音喊出两个字：李鹏。这也是其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
邓颖超去世后，她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引起巨大反响。海外的一些报纸称赞邓颖超“留下来的是一份无所求、充满爱国情怀的遗嘱，留给后人的是无价的精神瑰宝”。诗人臧克家发表《遗言动人心》的短文:“这是最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它，是一座丰碑，鼓舞人向高处攀登；它，是一面镜子，让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同志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污剂，使尘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则万金难买可以传之后代的箴言。”
邓颖超一生追求真理，少年时便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到了晚年，依然没有休息，带着多病之躯，以顽强的精神坚持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的工作，直至84岁，才从工作岗位退下。“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正是对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倾尽心力的妇女解放事业
邓颖超有如此出众的能力，离不开母亲杨振德的教育和支持。
杨振德是中共党内少有的革命老人，出身名门望族，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父亲却从小教她识文断字。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家道中落，她便开始自学医术，立志治病救人。来看病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她从不区别对待，尤其对穷人，她更加耐心，甚至分文不收。
后来，她嫁给广西南宁镇台邓廷忠，两年后生下女儿邓颖超。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邓廷忠一度要将女儿送给别人，幸亏杨振德誓死力争，才保住女儿。谁料世事无常，在邓颖超三岁时，邓廷忠因欺君之罪被流放外地，后又感染重疾猝然离世。这让杨振德悲痛不已，但看着年幼的女儿，她咬紧牙关，靠行医和教书维持生计，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和苦难。
1925年，邓颖超离开天津前和母亲杨振德合影
杨振德一心一意想要将女儿培养成读书人，并教育她要成为一个自立、自强、追求进步的女性。在邓颖超因接触到了新思想而走上革命道路后，杨振德没有任何怨言，甚至追随女儿来到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央红军医院的第一位中医师。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杨振德始终默默支持女儿和女婿的事业，甚至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资助他们。母亲的独立、开明、大义和高贵品格，成为邓颖超最好的教育，并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也促使她树立了投身于妇女解放事业的志向。
作为中国妇女解放思想最早的传播者之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便组织成立了女师同学代表会，推动建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带领同学奔赴大街小巷进行演说，痛陈黑暗社会和残暴军阀对人民的压迫，用满腔热情号召女同胞争取自主自立，走出家门，加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
在对中国妇女命运、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邓颖超提出“光参政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把女权问题解决”的观点。随后，她又在天津组织成立天津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女星社，为广大妇女争取更广泛的权利。她不仅组织创办《妇女日报》《女星》等刊物，揭露封建专制下中国妇女饱受压迫的命运，倡导妇女接受教育，还创办补习学校，唤醒妇女独立意识，关注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开拓视野。
作为当代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邓颖超堪称是将妇女工作与统战工作、政协工作很好融合的典范。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就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1925年，她担任了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党的妇女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
1975年，邓颖超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上同女劳模们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等职，并参与领导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改革开放新时期，她还担任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倾注了大量心血。在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后，她在继续关注妇女工作的同时，也为开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邓颖超始终崇尚自立，认为女性应该首先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无论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她都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但同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她与周恩来的爱情，正是妇女自尊自立与夫妻互敬互爱结合的典范。
令人遗憾的是，邓颖超一生没有儿女，当年妇女解放事业刚刚开展之时，新婚不久的邓颖超怀孕，因没有时间带孩子，她主动流产，后来再次怀孕，却因孩子体型较大导致难产而夭折，可以说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在邓颖超眼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与妇女所处的境况相互影响着前进，妇女获得解放，更有助于国家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兴盛。所以，她始终将推动妇女解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坚持学到老、活到老、革命到老。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
“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她最喜欢的诗句，也是她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终生的信念！
恩爱一生的革命伴侣
“你不在了，可是每每海棠花开花的时候，总是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树前花下，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时，邓颖超睹物思人，写下散文《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以此怀念与周总理美好的过往。海棠是周总理最喜爱的花卉之一, 当年选择西花厅作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就是因为西花厅院子内有座不染亭和满院子的海棠花。
邓颖超和周恩来一起相伴了整整51年，他们相识于“五四”运动中，后一起走过雪山草地，一起驰骋在抗日的战场，一起迎接新中国的黎明，又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呕心沥血……他们的婚姻，被认为是两位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完美的终身结合。
周恩来与邓颖超乘火车赴上海休假 中新社发
在与周恩来的关系中，邓颖超认为，他们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正是邓颖超的谨慎细心，协助了周恩来和中央机关度过危险。虽蒋介石悬赏30万银元缉拿周恩来，但依然空手而归。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为保证南方局成员的安全，中共中央希望他们撤离，但周恩来决定留下来进行斗争，邓颖超也表示决不离开。她说：“恩来，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邓颖超成了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他们生死与共、福祸同当。
邓颖超曾写过如此一段文字：“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
这种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战斗情谊，是他们一生都至为珍惜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之际，邓颖超特意制作的花圈上留的名字就是“战友小超”，足见“战友”一词在他们心中的神圣。
或许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死患难之情，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深切地爱着彼此，全无同时代人的刻板和拘谨。从青春韶光到生命晚霞，他们的通信一直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像“望你珍摄，吻你万千，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深深地吻你，轻轻地吻你”这类炙热浓烈的情话，更是屡屡出现在书信当中。
几十年来，每当邓颖超与周恩来分隔两地时，山间的红叶，田中的小花，盆中的水仙，庭院的海棠，都成了她寄托情思的信物，这些会随着信件，伴着她的思念和嘱咐，送抵周恩来的手中。
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当时，西花厅娇艳的海棠花正在盛开。邓颖超见花思人，剪下开得很美的一枝海棠花小心压好，连同原来压好的一片红叶，一起带给周恩来，她是为了让爱人感觉到这是来自家里的温暖，就如同“我好像来到了你身边”。收到邓颖超的来信后，周恩来在日内瓦驻地附近，采了一朵芍药花和蝴蝶花，叫信使带给邓颖超。后来，这代表俩人两地互相思念的花和叶，被邓颖超当成一件十分珍贵的工艺品装进一个镜框，组成了一幅“画”，她还亲笔在“画”旁题写上“北京—日内瓦”的字样，挂在自己卧室的墙上。
周恩来晚年后，心脏病时常发作，后来又患了癌症，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眼看丈夫日益消瘦，邓颖超痛在心头。她不愿意用过多地打搅他，也不敢阻挠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温柔的关怀来抚慰他。1975年秋，周恩来终于倒了下来，住院期间，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给他读文件，陪他聊天，为他削苹果，他们还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安静的金婚纪念日。事实上，当时邓颖超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合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小超啊，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现在来不及了”。弥留之际，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和自己相伴一生的妻子。据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用瘦得几乎只剩皮包骨头的手，紧紧握住赵炜的手说，“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他是在交付自己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其生前嘱托，人们用1976年装盛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盛装着邓颖超的骨灰，运至海河，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周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方。可以说，邓颖超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矢志不渝、生死相随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
（2021年第03-04期）
【责编 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