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五个来自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普通名字，意外成为2025年末最受关注的“全网最忙五人组”。它们频繁出现在政府采购评审、行政处罚公示、公益项目受助名单等各类官方文件中，引发了媒体和网友对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口诛笔伐。

在舆论一片谴责声中，哲木观察认为；我们更需要冷静思考：这些程序上的瑕疵行为，是否全盘否定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实质成效？在评判之前，或许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审视地方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复杂语境？

的确，“最忙五人组”的出现暴露了部分公共事务流程中的审核漏洞与监管缺位。从表面看，这类行为无疑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容易引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然而，程序合规与实质效益并非总是同步的。在批评这些明显违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地方发展面临的现实压力和特殊背景。一些地区的招投标项目确实承载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保障国企稳定运营的特殊使命。譬如竹溪县那份价值3188万元的采购项目，确实在程序上有问题，但地方发展的急切需求却是真实存在的。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地方政府有时可能采取非传统方式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保障国企的运行，特别是涉及地方国企利益的关键项目。

这种背景下的违规行为，虽然方法错误，但其出发点可能包含对地方利益的考量。公众关注的焦点不仅在于程序是否被遵守，更在于这些行为是否真正损害了国家财政资金安全。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再譬如；杭州师范大学的福彩公益金项目为例，虽然受助名单使用了虚假名字，但调查显示该项目实际开展了真实的教学活动，受益对象为淳安县两所山区小学学生，项目总经费45万元也切实用于学习用品、图书等实物资助。这种情况下，名单造假固然不可取，但项目本身的公益价值和社会效益也不应被全盘否定。

类似的情况在基层实践中并不罕见。当繁文缛节成为行动的桎梏，一些地方工作者选择“抄近路”完成实质任务，这种困境在国际发展实践中也会存在。大家现在看看“最忙五人组”的事越曝越多，涵盖大江南北，这仅仅是公开曝光的一面，还有其他没有曝光的类似现象你以为少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哪些是为掩盖利益输送的恶意造假，哪些是在僵化体制下的无奈变通？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阶段不同，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也存在差异。当一线城市已建立完善电子化招投标系统时，偏远地区可能仍面临专业人才匮乏、技术手段落后的现实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程序简化”现象，或许反映了制度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之间的张力。以曝光的竹溪县政府采购项目为例，虽然评审小组名单造假问题明显，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项目最终是否有效提供了公共产品？资金是否切实用于民生需求？招投标过程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值得思考的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特定时期也曾经历过类似阶段，其公共管理从重视形式合规到强调实质绩效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对“最忙五人组”事件的评价，需要考虑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地方实际条件。

在全面审视“最忙五人组”现象时，我们需要采取辩证的视角。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造假行为，维护程序正义；另一方面也应理解地方发展中的实际困境。一些项目虽然程序存在瑕疵，但其结果可能并未造成实质性财政损失，甚至可能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这种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有务实考量。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程序是否完美，更在于公共利益是否得到真正维护。对于确实推动地方发展而又未造成财政损失的项目，在纠正程序问题的同时，也应理性评估其实际成效。

从积极角度看，“最忙五人组”事件的曝光，正说明中国公共治理透明度在不断提升。从中央媒体到普通网民，监督力量日益强大，这使得任何违规行为都难以长期隐藏。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本身就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各涉事单位的快速回应和整改承诺，也展现了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增强。竹溪县终止问题项目、杭州师范大学全面排查整改，包括这两天被曝光各地类似情况，各地都在表态整改措施，这些举措显示了对问题的正视和纠正意愿。

针对“最忙五人组”现象，我想既不能简单以“发展需要”为名合理化所有程序瑕疵，也不应忽视地方在资源约束下推动发展的努力。更为建设性的态度是：在严肃查处真正腐败行为的同时，对确实出于公心、未造成公共利益损失的程序偏差，应以整改教育为主；同时，通过技术手段降低合规成本，使遵守程序不再成为基层的沉重负担。

进一步看，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反思公共管理体系的评价机制。当评价过于注重“材料齐全”而忽视实质成效时，容易诱发“纸面合规”行为。唯有建立更加注重实际效果的绩效评价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最忙五人组”现象。“最忙五人组”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公共治理转型期的复杂图景。在我们追求制度完善的同时，也需要对发展中的实践保持一定的理解与宽容。真正的进步，来自于在坚持原则与尊重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公共管理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

这一事件不应仅仅成为一场对基层工作的“批判会”，更应转化为推动制度优化与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只有在理解地方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既坚持原则又符合实际的长效机制，最终实现程序合规与实质效益的有机统一。

【责编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