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读者来信版头条以题为“声称能治“三高”、能“抗癌”，实为“三无”产品，对净水器“坑老”骗局说不”揭穿了一场精准收割老年人的信任骗局  。

一根电解棒插入自来水中，清水瞬间翻涌出铁锈色泡沫——“看看，你家的水多脏！”这一幕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科学实验”，每天都在一些社区、乡村的讲座现场上演。紧随其后的，是“免费送净水器”的诱饵，和“喝了这水能治‘三高’、能抗癌”的承诺。最终，老人掏出的，往往是数千元换回的一台连生产厂家、卫生批件、CCC认证都找不到的“三无”机器。

“神效”与“三无”之间的反差如此刺眼，却恰恰构成了这类骗局的核心逻辑：它贩卖的从来不是净水器，而是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健康焦虑与信任幻觉。

净水器的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然而，骗局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不直接兜售一个赤裸裸的谎言，而是用一整套仪式化的表演来“生产”可信度：电解棒制造的水质恐慌是“眼见为实”，免费礼品与抽奖制造的是“占了便宜”的侥幸，上门安装的殷勤服务则完成了从“听课”到“掏钱”的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点破了这层窗户纸：这类骗局“实质是不法经营者利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侵害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安全保障权”。那些翻涌的铁锈色泡沫，不过是 electrolysis 对水中的矿物质做出的正常电化学反应，与水质好坏并无必然关联，却被包装成“科学证据”，成了刺向老年人认知软肋的利刃。

骗局之所以能反复得手，根子在于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之间悬殊的落差，以及一套被精心设计过的“反追责”机制。推销话术口头完成，交易通过个人转账，售后电话是空号，销售主体无固定门店、跨省市“快闪”式流动作案。等老人家属回过神来，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已经消失的销售人员和一地“证据不足”的碎片。广西合浦县李女士的遭遇颇具代表性：老人花 2980 元买的净水器，电商平台同型号公开价格仅五六百元；商家提供的“京东可查”链接标价 4980 元，评价区却满是“刷单”“虚标定价”的留言。即便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也因为产品具备 CCC 认证、明码标价且有签字确认，最终只能协调退货，商家还扣了 300 元“折旧费”“安装费”。违法者精心留下了形式上“合规”的证据，却把实质上的欺诈藏在了口头承诺和流动推销的缝隙里。如果“罚几千元、老板换个马甲再开一家”成为常态，禁令就永远追不上骗术的迭代速度。刘俊海因此主张，对“坑老”会议营销应优先考虑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责任人实行行业禁入，符合标准的应以诈骗罪入刑。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已有以诈骗罪判处此类行为人有期徒刑的判例，进价二百余元的普通净水器被虚构成“预防三高”的神器，卖出上千元，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当虚假宣传的收益远高于风险，仅靠道德劝诫和轻微罚款，无异于隔靴搔痒。

然而，如果仅仅把板子打在监管“不给力”上，又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这类骗局精准锁定的，是一代在信息获取和辨别能力上处于结构性弱势的老年人。他们可能不熟悉电商比价，不擅长安取证，甚至在被诱导拍摄“自愿购买”视频后，连维权的基本事实都难以还原。他们渴望健康，也渴望被关注。那些“下乡、进社区”的推销员，提供的不只是一台机器，还有一场热闹的讲座、几声亲切的问候、一份被重视的感觉。盖州市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之外的“法官说法”中点出了这层隐痛：不法分子利用的正是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而子女“应给家中老人多一些关爱和陪伴”。治理“坑老”骗局，打击流动会销的执法力量固然需要下沉到社区和村庄，但同样需要下沉的，是家庭层面的关切与基层社区的日常触达。一个经常有人提醒、有人商量的老人，落入“免费”陷阱的概率会低得多。

“三高”靠一台净水器治不了，癌症更不可能被一根滤芯挡住。真正需要被“过滤”掉的，是那些披着科学外衣的恐吓、披着温情外衣的收割，以及违法者心中那本算准了“查不到、罚不重、跑得掉”的账。对净水器“坑老”骗局说不，说不的对象不只是某几个流动商贩，更是一套让骗术得以低成本复制、让维权变得异常艰难的灰色生态。监管的牙齿要咬到痛处，信用的惩戒要跟到实处，而子女的那一句“爸妈，这种事先打个电话问问”，或许就是最前端、也最不可替代的一道防线。

【责编 李媛】